理论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书法史论结合研究——评《论书雅言》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美术与书法”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这不仅要求书法专业在教学方面紧跟其他“一级学科”的步伐,更对此专业的教材、读物等书籍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具备极强专业性的同时对大众具有普及、教育意义。由杨勇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论书雅言》正是一本符合书法专业一级学科要求的高质量书籍。该书以书法史为背景,将浩如烟海的历代名家书论兼收并蓄,并从中选取极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历代名家书学理论加以阐述,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使抽象的书论变得更为具体。

略论虞世南书法──绍兴书法史论之二

被誉为“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不但在绍兴书法史上，而且在整个唐代以至于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临习虞世南的传世碑帖，却很少从理论上对这位书法大师进行系统研讨。本文试图对虞世南书法作一粗浅研究，以求正于方家。（一）生平与师承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陈代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卒于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享年八十又一。虞世南历经陈、隋、唐三朝，资历深厚，唐室兴立，才得重用，与太宗李世民友善，交谊甚笃。官至秘书少监、太子中舍人、弘文馆学士，赐爵永兴县公，故世称其为“虞少监”、“少监”、“虞永兴”、“永兴公”等，死后追封为礼部尚书，谥文懿，太宗下诏陪葬昭陵。

谈甲骨文书法中的几个问题——就《中国书法史论》中的几个问题同陈云君先生商榷

拜读陈云君先生《中国书法史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对书中的几个问题,欲与陈先生商榷。《中国书法史论》三十四页标题是“甲骨文——我们文字学史上最早的文字——最后的书法。”接着陈云君先生论述:“为什么说甲骨文是最后的书法呢?如果从大篆的不自觉书法时期算,大篆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早字体,这期间是在周朝。以后春秋、战国、春、汉、魏、晋直到清末。更具体地说,是直到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这里埋藏地下的中国最早文字的遗物,才姗姗来到人间。尔后,才有了写甲骨文的书法家。

智永其人其书──绍兴书法史论之三

智永是我国古代僧侣书法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之余绪，下开隋唐书法之先河，可谓是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被誉为“隋唐间学书之宗匠”。但由于智永早年出家，在诸多史书上都无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载，墨迹又多亡佚，为今人展开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笔者不揣浅陋、将近来临习、研究智永书法的一孔之见录于后，以求教于书法界同行。一、关于智永的世系、出家之谜有关智永的生平记载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何延之《兰亭记》称：智永禅师是王羲之七世孙，会稽人，俗姓王，名法极，生活在陈隋年间，久居山阴永欣寺，“年近百岁卒”。此后各类史书中出现的有关智永的记载大致不出其右，如宋《宣和书谱》、《嘉泰会稽志》。

绍兴十大书法家述评──绍兴书法史论之一

绍兴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的绍兴除现在所辑五县一区外，还包括今萧山、余姚等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名家。但对于绍兴书法史的研究，今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及其在书史上的影响，今录在绍兴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十大书法家于后，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一）王羲之书法自东汉末年成为艺术以来，至东晋一代，楷、行、草诸体渐趋成熟，成为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王羲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后徙居会稽山阴，官至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后辞官隐居兰亭，以优游弋钓养鹅为乐，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其书法成就主要在这时期，

碑刻“隶古定”字发展概述及书法史意义

“隶古定”作为文字学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产生发展对文字学、文献学均有深远影响。出土文献及传世字书中保留了大量隶古定字形,本文试梳理隶古定字形的得名缘由、产生发展过程,以汉魏六朝碑刻为例分析其特点,并择取宋代及明清时期隶古定字形作为考察对象,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概述。文字学视域之外,古今不少书家重视文字学修养,以隶古定字进行书法创作,其书法创作观和文字观对当代书坛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古代西域书法缘起与墨迹的书法史价值研究

古代西域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所,也是中华文明向西的重要腹地,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士人”就将书法艺术带到了这里。由于气候干燥,大量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被瘗藏在地下,20世纪出土之后,弥补了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留存墨迹书法罕见的缺憾,并对重新梳理中国书法史有着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及其书法史价值

《西岳华山庙碑》作为东汉隶书的重要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后世习书的范本。出于历史原因,原碑损毁之后,传世的几部拓本成为历代学者研习的珍贵资料。目前,现存此碑原拓共四个版本,即“四明本”“长垣本”“华阴本”“顺德本”。因传拓年代不同,文字毁损程度各有差异,不过各自的历史价值皆不容忽视。本文试以“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传世拓本的版本、流传等情况,分析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历史记忆中重构知识谱系——谈姜寿田的新著《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

卢辅圣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绎》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当代性成果的巨著。为了完成这一巨著需要组建写作班子,于是卢先生就委托我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并在全国范围内述选作者。这套书的特点是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研究方法来设计的,也就是广泛收集的书法史料只是作为一种知识背景而存在。

拂去金代书法史的尘埃——徐传法教授《金代书家与书风嬗变研究》读后

近年来,随着书法史研究的深入,书学成果大批涌现,研究方法亦趋向多元。但揆诸相关成果,书法史的研究重心仍集中于明清及近现代,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融的辽金元书法,仍处于书法研究的边缘地带。最近,徐传法教授《金代书家与书风嬗变研究》的出版,则为金代书法史研究填补了空白,使得我们对金代书法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闲居多暇,快读一过,略作札记,仅就阅读所及谈一点自己粗浅的认知与体会。

唐代书法史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本文梳理了本科书法学专业书法史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以唐代书法史为例,从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提出了书法史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措施。从时代背景、书法艺术发展规律、书法作品文本内容解读等角度切入,结合课程思政目标要求,深度挖掘唐代书法史教学的思政元素,丰富书法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从书家案例分析、书法史重大问题探究等方面拓展唐代书法史思政教学的手段与方法,提出了以科研促进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方式改革、量化书法史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标准的改革措施。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党晴梵书法史研究考察

在现代转型大潮中,党晴梵的书法史研究虽然保留了旧学的传统,但也在张怀瓘、康有为等书法史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偏重文物的撰述模式,以理论认知为指导,形成与偏重文字记录的书法史研究的不同特点,并与现代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有相近趋向。又因综合金石与墨迹文物,辅之以实践探索,而较之有相近撰述模式的张宗祥、顾鼎梅的书法史研究更为全面、客观、精审,并以对形式意味、碑帖融合新发展的思考,而达至民国书法史论认识的最前沿。

书法史视角下的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石窟刻经——以59窟《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为例

唐代伪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在四川安岳卧佛院第59号窟刊刻了两次,这一特殊现象同具体的经文内容、题记等供养人信息为人们了解唐代安岳及周边地区的信仰状况和研究佛法教义的传播形式提供了材料。比较分析两处刻经的不同形式和刻经风格的差异有助于揭示刻经工作展开的具体情况,其中书刻水平较高的创造者留下了精美的书法遗迹。参考现存的敦煌写本,可见写与刻之间的区别,石刻本甚至可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巴蜀唐代楷书作品。整个卧佛院刻经兼具重要的宗教历史、社会风俗和文化艺术等价值。

关于高等书法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与体会

笔者自1989年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35年了,主要从事书法博士后、书法博士、书法硕士与书法本科的教育培养和科研工作,担任书法本科生的中国书法史、书法美学、篆书理论与实践、书法鉴赏精品课程的教学。其中“篆书理论与实践”为西安交通大学首批责任教授课程。

顾复初书法研究——以新见《重建大慈寺记》为视角

顾复初先生为四川近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只是当前缺乏对顾复初书法的系统研究,诸多珍贵作品散见于博物馆而不曾公开,甚至连顾复初的生卒年月也存在争议。这些与其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严重不符。这里首次面向大众公开成都博物馆馆藏顾复初书法《重建大慈寺记》。《重建大慈寺记》书写于1880年,顾复初本人生卒年应为1812年至1894年,其楷书以虞世南、赵孟頫为本,又博取诸家;其隶书师法《夏承碑》风格,继承多于创新;行草书碑帖兼容,别具一格。

林散之与20世纪书法史

林散之先生以草书独步当代,有“一代宗师”“当代草圣”之美誉;先生在诗歌和绘画艺术上同样有着极高造谐,被赵朴初与启功先生等誉为当代诗、书、画“三绝”。今年适逢林散之先生诞辰125周年,为纪念和缅怀先生之风骨及其对中国书法艺术所做出的贡献,马鞍山市采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马鞍山林散之艺术馆等多家单位与本社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刊以上、下两期,向读者呈现林散之先生的书画创作和研究文章,进一步诠释林散之艺术的独特价值。

以文化相对主义探析中国书法史上的“异常”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每种文化模式相对性极强,有其特殊的个性,还强调文化背景对人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组“正常与异常”的独特理论,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异常的,也许在另一个社会中备受推崇。观之于中国书法史,可以看到在主流书风盛行的时候,总有一些善于创新的书家出现,有些被时代认可成为新的主流,有些则成为当时的“异常”,但经过社会的变迁,最终被认可。比如“二王”书风一直为主流,而杨维桢的书法艺术虽在当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却在后世得到推崇,正好印证了本尼迪克特文化相对主义理论里所提出的“正常与异常”观点,这也为我们审视中国书法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合肥书艺谭》评述——兼谈关于书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夏冬波先生籍贯隶属安徽庐江,现职居合肥,其于书法一道寓心数十年,发表文章和专著数种,可谓当代安徽书法学人中的领跑者。与冬波先生相识缘于《书法研究》杂志,2017年我们二人在该杂志上各自发表了一篇文章,遂建立联系而后多有交流。冬波先生学养宽博,早年深耕医学,后涉猎文学、科普创作、文艺评论、地方史等领域,可谓深厚而宽阔,这种学人品质也奠定了其书法研究的特色。冬波先生的书法研究视野聚焦于以合肥为中心的安徽书法,研究方法筑基于考据之学,研究材料来源于文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因此其书学研究与大多数书法专业学者有别。

书法史研究之三性——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从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传统性”出发,思考此“三性”于书法史(艺术史)研究的意义。由此,明确书法史(艺术史)研究同史学研究一样,存在着“共性”的问题,“意义”的先行是明确研究目的的重要出发点,明确此“意义”进而去掌握研究的方法才能不落窠臼。在此基础上,思考于书法史而言史学研究所能带来的启示:书法史研究可以借鉴史学研究的方法、思路来帮助我们拓宽研究视野。

何绍基:一个人何以成为一部书法史?

何绍基是清朝270多年历史上,最具成就的书法家。他是一座巨峰,高耸入云。他以个体之力成就了一部书法史,波澜壮阔,承先启后,魅力无穷。然而,他如何具有如此高的成就?他的艺术为何如此能打动我们?他的创作对于150年后今天的我们有着何种启迪?等等问题,还有待于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