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筠与明代文人的书籍交流考论

许筠曾结交过众多明代文士,与明朝文人进行交流、交换书籍、探知中国文坛动向。许筠收集中国书籍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作为远接使在接待被派遣到朝鲜的明使的过程中与明朝的文士们相互进行交流时收集;二是作为使节被派遣到中国时收集;三是通过译官和漂流人收集。许筠在与明朝文人交流的过程中,为传播朝鲜的诗文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将自己与其姐姐兰雪轩的诗文集介绍到中国,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国商人与古代中日书籍交流

中日两国通过商人这一特殊的媒介,在古代进行了广泛的书籍交流,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两国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而且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为日本文化的成长注入了催化剂。中国商人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当之无愧的功臣。

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大规模的对华书籍交流,令日本、琉球、安南等难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地缘格局、政治结构和治国理念所致。朝鲜"小中华"意识刺激了对华书籍交流,而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又促进了"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和变迁。总体来说,朝鲜前期的对华书籍交流带有更多的"尊王"和"慕华"色彩,朝鲜后期则带有更多的"尊周"和"攘夷"意味,但共同之处是,两者都摆脱不了"事大"的影子,最终使朝鲜保持了政权稳定。朝鲜对华书籍交流和"小中华"意识深受王权和儒学的影响,因为两者的现实诉求是维护王权体制,两者的思想动力是追求朝鲜化的儒学。

从清代粤越地方文献看中越书籍交流

广东是中越书籍交流的重镇,它不仅是越南使臣选购官书的重要地区,而且清代广东的地方文献曾影响了越南古典文学的发展。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木鱼书曾经在越南产生过深度影响,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木鱼书抄本《新出偷诗稿》即是这种影响的遗存,它也是目前所发现的第一部越南重抄本木鱼书。木鱼南音《花笺记》还造就了越南古典文学名著《花笺传》,这体现了广东地方文学与越南民族文学的融合、交汇。从现存的越南古籍来看,广东的说唱文学曾随着越南华侨的步履而流传于海外,而越南的俗文学作品也曾在广东佛山大量刊刻过,联系中越文学交往、越南古籍在粤东的刊刻等其他因素来看,在清代存在着一条以广东为枢纽的中越书籍交流海上通道。

历史上的中越书籍交流与当代出版合作

介绍了越南图书出版及销售概况,并简要分析了中越出版业交流合作情况,指出我们应该利用历史优势,加强当代出版合作,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民心相通作出贡献。

《蔗轩日录》与明代中日书籍交流

中日之间书籍的交流源远流长,各期的特点不尽相同。从书籍流播的途径、载体以及种类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日本不同时期文明程度的差异性以及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取向性。从《蔗轩日录》中记载的大量中日汉籍交流的资料表明,遣明使是明代中日书籍交流的主要担当者,官方赐予、友人馈赠以及少量的物物交换是当时书籍的主要来源;儒书、医书等是书籍交流的重要内容。

书籍史视角下民国初期《申报》教科书广告研究

近年来,民国出版业以及报刊教科书广告的关系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在民国报纸蓬勃发展的年代,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申报》与教科书如何经过教科书广告建立联系,又是如何通过一篇篇教科书广告促进书籍交流,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课题,对于理解近代社会风气与思潮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辅以人工阅读和研判分析,通过考察1912年到1932年《申报》刊登的教科书广告,从书籍史、传播学视角以教科书广告回溯书籍交流全过程及影响,探究教科书广告涉及的书籍交流与思想传播环节,并对文本数据予以统计,进而利用数字人文工具分析总结出民国初期教科书广告所反映的教科书教书育人之作用以及社会思潮之变迁。研究发现,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离不开教科书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正是经由报纸中教科书广告的推广宣介,作为当时新兴媒介与知识载体的教科书才得以广泛普及,走入新学堂,深入华夏大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广开社会风气,厚植少年的家国情怀,推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矢志报国、振兴中华,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唐与西域书籍活动的渠道形态

唐与西域之间的书籍交流活动是一个双向回环互动的传播过程。唐向西域传播书籍,西域也会有相应的书籍回流,这源于双方既定的共同利益。双方书籍活动的渠道形态,主要有双方的贸易往来、人口迁移、拓边战争。此活动推动了两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方书籍史视野下的社会秩序变迁

本文以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的书籍循环交流模型为引子,评述了书籍与社会秩序变迁之关系。对地下书籍对于旧制度秩序的解构而言,达恩顿在书籍流通环节忽略了对于书报检查制度内部复杂性的分析,而在书籍阅读环节缺少对地下书籍的“去合法性”具体机制的剖析。秩序解构只是书籍社会功能的可能性负面后果,建构秩序更是书籍生产和传播的主要目的。解读书籍的秩序建构,需要分析读者、作者、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动态互构,进而理解个体的阅读实践如何走向个体或群体行动。同时,地下书籍的出版及传播,存在批判和政治安全阀等正向功能,而非天然指向秩序解构。因此,可以从建立和完善阅读控制体系、舆情应对机制、安全阀功能等层面入手,实现既有秩序的正面重塑与优化。

朝鲜刊《仪礼经传通解》的版本及流布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临终前10年左右时间内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部著作,对东亚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于元明时期传入朝鲜半岛,1570年前后在奇大升的倡导下曾进行过一次刊行,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1654年前后,由金集、宋时烈、宋浚吉三人的提倡,朝鲜用铜活字第二次刊印《通解》和杨复《仪礼图》。此书印行后在朝鲜王朝掀起了深入学习朱熹礼学的高潮,且出现了专门补充此书的《仪礼经传通解补》。就在此书印毕不久,日本向朝鲜索求此书,其后日本据朝鲜本刊印了和刻本。和刻本于民国时期传入中国,成为此后《通解》的重要参校本。

嘉惠后学的《书舶庸谭》——董康东洋访书记的文献学价值

董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论文结合《书舶庸谭》一书,介绍了董康的藏书、刻书、访书生涯,重点评价了董康搜访、著录、影刊流传到日本的汉籍的贡献,指出《书舶庸谭》是研究民国时期中日书籍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朝鲜刊两种龚用卿有关文献考述

龚用卿所作的《使朝鲜录》与所主持的《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在流入半岛后,被朝鲜朝廷各以铜活字印出。前者详记朝鲜迎诏敕之仪,实用价值高;后者的翻刻既能体现朝鲜对明科举文字的关心,也和龚用卿个人与朝鲜间的关系有关。此两种书既是明时期中朝书籍交流的典范,也对当下的登科录、域外汉籍的刊印和流布研究有所助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高的文献价值。

“以书会友”社交平台的市场潜力探究——基于“Talking-友书”项目实践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国家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国民阅读意识显著提升,以书会友交流的需求日益突出。“Talking-友书”实践项目利用多种新媒体和线下书圈交融的形式,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社群和读书沙龙等,维护和运营以书籍交流为核心的书友社交平台,本文对“以书会友”社交平台市场潜力进行研究,并采用调查问卷获取数据,使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其实践的可行性,证实以书会友社交平台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唐与新罗书籍活动考论

唐朝与新罗书籍交流活动频繁。书籍交流活动的发生,从唐方面看,是因建立世界秩序和维护国际关系的需要。从新罗方面说,则有历史传统、政治策略、强国需求等原因。书籍交流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有唐罗双方互遣的使者、新罗留唐学生和僧徒、新罗商人等。传播的书籍主要包括儒释道经典、史书、天文历法、医书、诗文集等。书籍交流活动对新罗产生重要作用:一是推动新罗教育和科举等制度设置,二是促成汉籍阅读风气流行,三是促进新罗汉文学发展。

《魏文贞故事》书名、佚文及其流播日本考辨

有关唐代名臣魏征的言行录,尤其是魏征逝世后由他人所编的《魏文贞故事》与《魏郑公谏录》两者关系,后世著录相异,学界也众说纷纭。实际上,王方庆所撰《魏文贞故事》(《魏文贞故书》)与《魏文贞公故事》《魏征故事》为同一书籍。至南宋,《魏文贞故事》十卷被再编为《魏郑公谏录》五卷。日本类书《明文抄》中引用的《魏文贞故事》四条佚文,与现存《魏郑公谏录》的相关内容一致。传入日本的《魏文贞故事》六卷应是王方庆《魏文贞故事》十卷中的一部分。

迈宋书馆铜版《西清古鉴》刊印始末考

《西清古鉴》为乾隆敕命编纂的记录清宫廷所藏青铜器的大型文物图录,共收录商周至唐代青铜器1 500余件。该书由清内府出版,刻印细密精美,是研究清代宫廷收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版画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籍。由于该书卷帙较多并有大量图像,刊刻印刷成本较高,故一直没有民间翻刻本。近代西方铜版及石印等技术被应用于商业出版之后,复制图画书籍更为便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出版了多种《西清古鉴》翻刻本。其中,最为精美的是光绪十四年(1888)以“迈宋书馆”名义在日本出版的铜版印本。本文钩稽中日两国相关文献,对迈宋书馆铜版《西清古鉴》的出版背景、过程、营销情况以及铜版去向等进行考证,阐明以往学界不知其详的“迈宋书馆”以及铜版《西清古鉴》刊印情况,考察当时中国书商在日本制作的其他铜版书籍的情形以及近代中日两国书籍出版流通的状况。

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中诸多信息可反映桐城派形成的机制和文学特质。姚氏对桐城乡贤、桐城派著述的偏重,是其家学意识和流派意识的显露,由其读书活动所涉及的书与人,可见一个以血缘、姻亲、师友等关系形成的桐城派文人圈。桐城派的著述中编选、批点著述相当丰富,其中蕴涵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的重要内容。以姚永概等桐城文家来考察,围绕批点本存在一个"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的"私密性"是家学传承秘不外传风习的一种表现;而家学的"私密性",也是形成桐城派"地域性"的基因。桐城派中后期过录批点风气的形成,意味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开始进入累积、融汇与整合时期。过录中既有家学的累积,也有一流派之学的汇合,最后形成对该流派共同认可的经典文本较为稳妥、周全、细密的解读。对于一文学流派而言,这是框架建立后的丰实与充盈。

海东之国与未见之书：试论抄本《论语征》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抄本《论语征》为基础,对《论语征》一书的传入及传抄进行考证,并对此抄本中的序跋作了分析,并结合其他传入清代中国的日本书籍,进一步探讨此抄本所反映的乾嘉以降的士林风尚,以及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与知识交流。乾嘉以降从日本输入书籍的渠道一直没有断绝,故日本存有中国未见之书已在晚清中国读书人中广为流传,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晚清时期大批中国学人赴日以后马上就开展了十分活跃的访书刊书活动。

姚文栋在日本的访书活动

在近代以来日本留存的中国古籍回传中国的历史中,清驻日公使馆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在学界较为著名的有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杨守敬等人。本文利用中日两国的文献、档案资料,考察了另一位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在日期间积极搜求研究中日两国古代文献的事迹,对他向国内介绍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推动并实际负责《经籍访古志》的出版以及收集并带回大量古籍的史实进行了考索,有助于学界深入了解和认识近代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