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籍编纂看中古文学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最分裂时期，但书籍编纂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表现为书籍形态丰富，书籍形制得到了重大变革，书籍编纂数量大大的增多，书籍编纂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尤其是总集和别集的出现。一方面，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推动了书籍编纂的兴盛；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流传，文学价值得到重视，文学地位的提升，文学的自觉，又依赖于书籍的大量编纂。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之编纂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的编纂，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全面考察其缘起、成就和意义，认为本次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保存；为后世的方志编修和历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陲间整体联系的强化。

秦汉时期学术发展与书籍编纂的内在机制研究

秦代的学术发展与书籍编纂受政治影响很大,汉代也不例外。今文经学的兴盛、谶纬的出现、史学的独立及史书的编纂、子书的延续与消歇,都是典型的体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兴替表明比附政治、恪守家法只能短期获利,遵循学理、兼收并蓄方能传播久远。百家学说至《淮南子》实现熔铸,之后,博通成为书籍撰写新的趋势,它使史学成为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记录者,也使子学百科全书化。不能忽视的是,书籍自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载籍的兴盛。秦汉时期文献的成书、积聚和散佚证明,尽管政治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左右书籍的传播,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决定其命运的根本因素则是书籍自身。

唐文化对中国图书事业的影响

唐文化的繁荣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书籍的内容和藏书数量;在唐代,书本的编纂体例和装订形式有所创新;唐代书法的高度成就是雕版印刷术兴起和繁荣的重要原因;雕版印刷术在唐代的兴起促使我国古代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事业。

木里县史志工作得领导重视，赢社会满意

新年伊始，木里县县长伍松到县史志办看望慰问史志干部，调研史志工作。伍松指出，近年来，县史志办认真履行史志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服务”作用，志鉴编纂富有成效，充分展示了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对《木里藏族自治县年鉴（2014）》等志鉴荣获省、州表彰表示肯定。他要求，县史志办要再接再厉，立足本职，围绕中心大局，突出资政服务，强化编研，多出精品，加快推进《木里人物风采录》等地情书籍编纂进度，更好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研究

本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在中国大量购买书籍,是朝鲜王朝治国理政与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是燕行使在使事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使臣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包括史籍、方志、天算与地图等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书籍,但朝鲜书籍却严禁带入中国;尽管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但使臣总能逃避搜检潜买而归;这种不花费成本的间接与直接利用中国文化与科技成果的行为,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等,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向来的书籍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的单向输入,那种认为中国对古代朝鲜是强行灌输与文化侵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荒谬的臆测。

从《类说·真诰》到《道枢·真诰篇》——曾慥书籍抄纂探微

南宋曾造以其可观的图书编纂成绩而为当时和后世人所关注,传世者如《类说》《道枢》等,今人常有溢美之词,在相关研究中亦颇受重视。然对其学术造诣与治学态度,尚缺乏深入考察和清晰认识。本文借《类说》《道枢》二书对《真诰》的使用,揭示其图书抄纂过程中的一些“隐性”操作及相关问题,以期更好地认识曾慥其人其学,及隐藏在南宋书籍“爆炸式增长”背后的一些规律性现象。

《古今书刻》版本考

周弘祖，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曾任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任督管屯田、马政事务，隆庆时迁福建提学副使，后为高拱所妒，贬为安顺判官，迁广平推官。万历中，迁南京光禄卿，后因事免官，事迹见《明史》本传。《古今书刻》乃弘祖就自己见闻所编，分上、下两编，著录明代各类图书2000馀种，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互相补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有明一代书籍编纂出版的概貌，

“殿本”的发源地——武英殿修书处

封建统治者,常借助帝王的权威和官府的优势编纂书籍。自明代始,更在宫内专设刻书机构,用以强化“文治”。清宫刻书,初承明之余绪,后针对其刻书内容校勘不精等弊,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的制度,武英殿修书处遂由此建立,隶属于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