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古能化:戴槃《书经集句文稿》述论

戴槃《书经集句文稿》是一部专集《尚书》句而成的集句八股文集,将《尚书》的古奥与八股的严整很好地调和起来,艺术上很有辨识度。戴槃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他用书经集句八股文征服了科场;入仕之后,将书经集句八股文中的儒家义理转化为自己的施政方针,通经致用,知行合一,打开了集句八股在现实功用和思想价值上的想象空间,也使《书经集句文稿》成为集句史和科举史上非常独特的存在。虽然此集在当时翻刻不断,流传较广,但其在集句规范上却比较粗糙,主要表现为不逐句注明出处、频频改动原文、自主创作与集句为文同时出现,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集句,应将其定位为“非典型集句”。

孙家鼐与《钦定书经图说》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痛则思变,学制改革作为改革举措之一被推行。新式学堂需有新式教科书,孙家鼐等人奉命编纂《钦定书经图说》以俟书成后颁发各省。从编辑图书、印刷图书到修复此书,虽限于经费不足等问题,但多个部门携手合作,最终得以将《钦定书经图说》付梓。书成以后,被赏赐给王公大臣等,还曾作为礼物赠与日本人犬养毅,同时作为钦定教科书颁发各省学堂,甚至参与直隶出品展览会。通过梳理奏折、报刊等史料可发现,孙家鼐主编的《钦定书经图说》既包含中国传统经典,又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成果,印刷时又采用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越发图文并茂,此可谓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同时,孙家鼐苦心孤诣编纂此书,与其抱有博采众长的开明态度不无关系。

《藏园群书经眼录》补正七则

《藏园群书经眼录》是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的目录代表作，经“前后三十余年积累而成”，“录书五千种，近代流传的重要善本基本包括在内。”“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貌和流传、存佚情况的重要史料。”（傅熹年《〈藏园群书经眼录〉整理说明》）笔者亦治目录版本之学，此书遂成案头之宝，每遇疑难，必求助于此书，受益颇丰。偶尔发现一二疏误，则敬识简端。今迷录七则于此，以期就教于方家。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张尔岐《书经直解》辨伪

张尔岐《书经直解》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笔者发现,这是一部伪书。所谓张尔岐的《书经直解》与张居正的《书经直解》当为一书。

《书经》——中国古代林业史的重要文献

本文简述《尚书》特殊的文献价值,并举例阐释《尚书》在中国上古林业史研究中提供的史迹线索,具有现实建设深层意义的历史依据,是为林史文献学目录提要之一则。

张居正《书经直解》思想探析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九年(1581年)担任明神宗知经筵官,为皇帝系统讲解《尚书》的内容和义理,提供明德修身、治国理民的方法。《书经直解》是张居正在经筵讲授中所撰《尚书》讲章的汇编,也是张居正政治实践的总结。此书反映了张居正选贤任能、君臣一心共同治理国家的君臣观,敬天勤民、民为邦本、明德慎刑的民本思想,以及利用说解经文表达的时政看法。《书经直解》是一部了解张居正政治思想理论以及明代帝王教育的重要著述。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蔡沈的《书经集传》是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其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和释义方式多样。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将训诂与义理有机结合,既博采众说、从善存异,也疑古创新、融会贯通,不主一家,对于疑难问题采取存疑,勇于纠正前人之误,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当然,在词义训释和句读等方面也有一些失误,但与其成就相比,仍是瑕不掩瑜。

经籍书写异域传播中的阐释——《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之《书经》征引《楚辞》汇评

《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之《书经》汇集古代朝鲜《尚书》学论著,这些论著征引宏富,《楚辞》也在被引之列。搜检《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之《书经》论著,汇集其中征引《楚辞》内容50余条,或可借以考察《楚辞》在韩国的流布情况及其与经学、《尚书》的关系。

《藏园群书经眼录·诗纪》辨误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以及大藏书家,傅增湘一生孜孜于古书的收藏、校勘、刊刻等活动,成绩卓然,影响深远。《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傅增湘多年所藏、所见之古籍善本,条分缕析,辨明源流,代表了他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这部著作也常常成为当代治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并非尽善尽美,《藏园群书经眼录》亦有疏误之处。今在前人纠谬的基础上,检阅相关传世文献,对其"集部"所录《诗纪》之书名、作者及卷数等稍作考辨,新订误一则,以秉承科学态度,对先贤做出更好的纪念。

简论《书经》的流传及文献价值

《书经》是相传经孔子删订的儒家经典,秦焚书后仅传29篇。该书在长期流传中出现了今古文之争和真伪之辨。因此,有必要论述其流传历史、两汉至清学人的研究概况及其文献价值。

《书经》中的建筑问题

《书经》亦称《尚书》,简称《书》,“六经”之一。唐经学家孔颖达疏曰:圣贤闹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个“上代”是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挂,造书契。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书经》、《易经》与十八世纪中法学术交流

十八世纪中法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代表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书经》和《易经》深受法国耶稣会士和学者的重视,在十八世纪中法学术交流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藏园群书经眼录·诗纪》辨误(摘要)

傅增湘是我国近代著名大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一生孜孜于收藏、校勘古籍,探讨版本目录之学.其家藏书籍二十余万卷,手校古籍近八百种.傅氏前后历时三十余年积累而成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是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经眼录》“录书五千种”,尽为善本,且辨明源流、目验可信,其常常成为当代治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眼录》并非尽善尽美,其中亦有疏误之处.对此,学界已有过一些关注.

明代莆田的《书经》学——福建的学术与举业关系的一个考察

明代福建省进士辈出,其中尤以兴化府莆田县出现了502名进士,人数最多。如此卓著的科举成就,与莆田县的《书经》学传统密切相关,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夺得会试与乡试经魁的莆田士人,大多选择《书经》为专经。莆田士人的《书经》学著作甚多,本文通过相关资料,一一收集、罗列。对莆田主要的《书经》学大家如郑济、林圭、卓居傅、林学道、阮林、马明衡等人作基础性考察,但除了马明衡的《尚书疑义》被《四库全书》所收录,其他著作多已失传。莆田县如此卓著的学术成就,却鲜有人被收著名的明代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这与朱子学在福建地区的盛行不无关系。

莫友芝及其《宋元旧本书经眼录》

莫友芝字子偲,号（吕阝）亭,晚号（目耳）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贵州独山人。从收有他的诗文的《（吕阝）亭遗文》、《（吕阝）亭诗抄》、《（吕阝）亭遗诗》等书中,我们可以略知其人其趣。此外,他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如在目录学史上拥有很高地位的《（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与郑珍合作撰写的、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遵义府志》,保存了贵州明朝重要诗人作品的《黔诗纪略》等等,这些著作不仅至今在学术上仍令人称道,而且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莫氏的了解,有助于进行目前尚不深入的莫氏研究。

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谫议张居正《书经直解》的经世思想

明至隆、万时已渐趋衰颓,神宗皇帝冲年嗣位,朝政殆危。作为辅弼大臣,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为经筵讲章,并于经解中融入其学术观点、政治理念和治国举措,从而将经书义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期达到明经致用、裨益朝政之经世目的。《书经直解》之经世思想既反映了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存在差异,又呈现了经筵讲义之特色。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裒辑、分析相关文献,或能发现张居正经世思想于矫正世风、补裨时政方面之现实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