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访书事迹新考(1926—1927)——兼谈《书舶庸谭》(九卷本)的“虚构”日记

董康《书舶庸谭》收录了其四赴东瀛所寓目的珍本秘籍,是近代以来久负盛名的书目文献。今存世版本除学界熟知的四卷本与九卷本外,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还藏有《书舶谭》部分卷次的手稿。四卷本主体是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的日记,文章综合各类材料,对董康此次的访书过程进行了密考察。又,董康在九卷本中对四卷本进行了相当大篇幅的增补,通过新见《书舶庸谭》手稿及国家图书馆藏《董康书札底稿》,可知其在增补时采取了“虚构”日记的方法。董康还注意利用新材料,在九卷本中不断完善既往著录。

嘉惠后学的《书舶庸谭》——董康东洋访书记的文献学价值

董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论文结合《书舶庸谭》一书,介绍了董康的藏书、刻书、访书生涯,重点评价了董康搜访、著录、影刊流传到日本的汉籍的贡献,指出《书舶庸谭》是研究民国时期中日书籍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从《书舶庸谭》看董康日本访书

作为20世纪初赴日访书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康访书以造访公私藏书机构为方式,以珍本典籍和戏曲小说为目标,涉及读书、借书、购书、校书、录书、论书、印书等活动。《书舶庸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董康四次赴日的活动,书中有大量关于访书的记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章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董康日本访书的背景、经过、成果,并在历史视角下评析《书舶庸谭》的地位及意义。

《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

20世纪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祖为王国维、吴梅,然而,"董康对于戏曲研究的贡献,实不在王、吴之下"。《诵芬室丛刊》和《曲海总目提要》之外,董康尚有记载其于民国十五年(1926)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考释--兼论其小说观中的“区分”意识

董康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亦是促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关键人物。其在日本访书时对戏曲小说进行穷尽似的搜罗,但却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又因其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遂提出了剔除章回小说的建议。这就有必要对其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历史真实进行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判断董康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再结合当时编书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可推断出董康所撰写的提要应该仅为明人文集49篇,并不包括小说类提要。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论文根据董康《书舶庸谭》中的材料,论述了董康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设立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之关系,同时对董氏所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稿与《嘉业堂藏书志》的渊源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国家图书馆藏董康友朋书札考释

国家图书馆藏《董康书剳底稿》收录了董康写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部分书信,此时的董康刚继任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委员长。这批信函总计一百余封,主要聚焦伪政府的司法、政务、人事等方面。其中亦有12封写与小林忠次郎、羽田亨等日本学者,及罗振玉、傅增湘、刘承幹等民国学人的信函。内容关涉敦煌经卷出售、东方文化协会成立及相关事务的筹备、《清实录》《也是园藏古今杂剧》等典籍求购等,信函对于了解董康个人的学术活动及微观探查民国学术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

“唐律抹子”释义

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著录日本藏元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故唐律疏议》谓：“六卷之后有泰定二年乙丑秋七月下弦日眉山刘有庆序，鱼尾下标‘唐律抹子序’。”顾千里《唐律疏议后序》日：“右至正辛卯崇化余志安刻本。其律及疏议，整缮略无讹错，抹子亦完备靡漏，非寻常传钞者比也。”所言“抹子”一词，不解其义。查阅相关研究，有邢永革先生（2009：143—146）《说“抹”、“抹子”》一文（以下简称“邢文”），释“抹子”有如下六义：一，用以涂泥灰或腻子的工具。

神保町初印象

到日本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与书籍有关之情况的了解，和两部书有关：近世中国人董康的《书舶庸谭》，以及当代日本人池谷伊佐夫的《神保町书虫》。《书舶庸谭》是董康于1926年至1936年四次日本之行的日记集，记载了他往来于东京与京都之间，访求自中国流出的汉籍旧椠孤本的历程，曾被傅增湘誉为“足为馈贫之粮、夜行之烛”，向来为读书人所津津乐道。《神保町书虫》则有一个吸睛效果非常好的副标题--爱书狂的东京古书街朝圣之旅。书中所写的神保町，在东京市的神田神保町地区，是世界最大的古旧书店群落，类似于巴黎塞纳河畔、伦敦查令十字街以及以前的北京琉璃厂，但规模似乎更大，确实当得上是一个古旧书的“圣地”。于是，对作为书虫的我来说，神保町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日本之行的必到之处。

董康日本访书述略

董康是晚清、民国年间赴日访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访书兼涉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等著名藏书处及学者私人秘籍,以 唐写宋刊珍本及戏曲小说稀本为主要搜寻目的,访书所获或购归,或著录,或影印刊行,对中日典籍文化交流作做出了贡献。

董康日本访书事新考

著名访书家董康一生曾多次赴日访书,但其赴日次数并非学界所知的七次或八次,而是至少有九次之多;《书舶庸谈》是记载董氏日本访书活动的主要文献,学界对其中四卷本的版本流传情况认识不清,颇有予以廓清的必要;董氏早期在日本访书的经历也很少有人提及,这同样有考述之必要,以全面认识他在海外汉籍回流方面的艰苦努力和重要贡献。

从忘年之交到分道扬镳——董康与杨无恙交游钩沉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藏书家、法律学者董康应邀赴日本演讲,常熟诗人杨无恙担任董康的私人记室,随同赴日。董康在其日记体著作《书舶庸谭》卷五至卷七中,记录了此次日本之行。上海图书馆藏有杨无恙《日本腐谈》稿本,为杨无恙此行所著的游记。将《书舶庸谭》和《日本腐谈》相互参看,对于有关董康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本文根据董康、杨无恙的生平与著作,结合时代背景,考证两人的交游。

“要堂堂地生,要堂堂地死”——记中国近代立法大家董康

1926年12月,因政潮波及,董康(1867—1948)避居日本,翌年5月归国后,将其在日本期间的日记整理出版,是为四卷本的《书舶庸谭》。1930年6月,胡适在《书舶庸谭》的序中说,董(康)先生是个多情的人,他的一生曾经经历过几度的恋爱历史。通过四卷本《书舶庸谭》里留下的情诗,记着几番绮梦,'春蚕理绪,垂死方休;秋蛩善啼,向宵弥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