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构造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回应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对实施了近18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了全面的修改,其中一大亮点便是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证据新规在原先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针对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条件、审查程序、书证提出义务范围以及不服从书证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在承认证据新规显有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对现行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视。基于对现行制度的分析和反思,可以从增列法律关系书证、对案外人课以书证提出义务、缓和书证特定义务以及设立书证提出拒绝权等维度对我国目前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作出适当调整,以此有效均衡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能力并有助于案件事实的解明。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中国化构想

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地被学者提及,但是时至今日,其仍未被纳入法条予以适用,可见其在中国化道路上仍有可探讨的空间。通过比较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调查令制度"与"当事人书证提出义务",得出两者都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调查取证的需要。因此,本文通过与大陆法系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法律实际,提出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中国化的基本思路,以及亟待配套的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