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与价值平衡——兼评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细化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期达到书证提出命令发现案件真实和追求实质平等的制度宗旨。但是限制性规定的缺位,以及明确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特定内容之书证纳入制度的调整视域,直接造成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侵犯公民和法律特别珍视的特定利益,引发非理性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失衡。基于此,理当在坚持书证提出命令一般性适用之前提下,规定必要的除外事由,适当限缩其适用范围,并以严格限制下的秘密审查程序为补充,查明除外事由的存在,以更妥善的制度安排寻求发现真实与特定利益冲突之间的价值平衡。

我国民事诉讼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浅析

2015年,《民诉法解释》发布,其中第112条就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原则性规定。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新民事证据规定》用4条的篇幅,补充了相关制度要求,形成了我国该领域的基本制度。但是,司法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使用较少,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分析其原因可知,我国相关制度存在被申请主体范围狭窄、申请时限设置仍需扩张和违反制度后果不明确等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完善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符合司法实践需要,能够推动实现民事诉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