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不同类型及其编创特征

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若从其作者与编创方式着眼,大致可分为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在编创旨趣与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互渗关系。明乎此,解读小说时才不至于出现认识上的错位,避免只用一种小说标准来衡量不同类型的小说或介于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过渡型作品。

士商一体士为本 功过并存功在先──论我国历史上的书贾

士商一体士为本 功过并存功在先──论我国历史上的书贾刘尚恒（天津图书馆）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举世公认的。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最具体、最生动地反映在流传下来的典籍数量之多，门类之广，人们每每叹为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而每一部流传下来的典...

书贾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

历史上的书贾,集藏书、刻书、售书于一体,同我国藏书事业关系紧密。通过研究书贾的经营活动,会发现书贾对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刘承干与书贾

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兴盛之时,兼收并蓄,汇合众流,荟萃大量清末江南藏书家之精华,在刘承干的购书活动中,书贾起了很大作用。本文梳理相关史料,初步揭示了刘承干与书贾之间的关系。

书贾与钱谦益藏书关系发微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热衷于藏书,且声名渐高,出现了众多书贾奔赴钱谦益之门的前所未有的盛况。这些书贾带来大量珍本、秘本,为钱谦益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家做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

评“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的书贾”

1991年8月,南京欧阳健先生在贵阳纪念程本《红楼梦》刊行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标新立异的新说:“甲戌本”(《脂观斋重评石头记》)是刘铨福伪造的;“脂观斋”是刘铨福的化名;胡适以来所有的红学家全上了当,无一幸免。 此论一出,立即有林晨先生撰文评论,誉为“震撼红学的新说”(《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5期)。当然也有人反对,例如《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就集中发表了刘世德、蔡义江、宋谋瑒、杨光汉、唐顺贤等几位先生的论文,以致被张训先生在《红搂》杂志1994年第1期认为是“围攻。”总而言之,欢呼也好,“围攻”也罢,欧阳健先生的“新说”

辛集市发现明工部尚书贾俊墓志

辛集市发现明工部尚书贾俊墓志最近，辛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市北１２里东柳科村发现了墓志一合。墓志质地为汉白玉石，正方形，边长６２厘米，厚１６厘米。志盖篆书五行２０字，为＂太子少保、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书贾公之墓＂。志底铭文楷书，共计４０行，满行３...

广州三月作书贾

《广州三月作书贾》也是《战地组印》中的一方。钱君酝酿于20世纪40年代,计划五十纽,记录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的流亡生涯。因为忙迫,只刻印了一部分,但每方印的边款都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记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甘美之境,尽为日敌毁灭","故乡无限好,只是久留难"。

汉唐之际书肆考

以收购和销售书画为主要业务的书肆是文化典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文化典籍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开展对我国古代书肆的研究,应是我们进行文献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书肆起自何时,因史书无确切记载,故不得而知。但据有关文献推断,汉唐之际应是我国古代书肆产生和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早在商周时期,我国虽已有了正式的用竹片和本板作成的书籍,但因这时的书籍体积笨重,不便转运,影响了书籍的流通。

《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

专文详论某本书的刊印销售,是否小题大做?否也。只因《公车上书记》(以下简称《公车记》)此书刊销,非同一般。若按照史界历来盛行的说法:此书于1895年6月印出后,即“销数万部”,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于是康有为才众望所归,康氏变法主张才成为全国性的思潮与运动。岂非戊戌变法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史、政治改革史至关紧要的一大关键?众多研究者的鸿文巨著,也正倚靠这所谓的《公车记》畅销盛况,来作为其展卷开篇、立论有据的强硬支柱。可谁知晓:这根貌似坚牢不摧的“史实”支柱,竟然不过是个“伪劣产品”,经不了几下摇晃便会倒下砸破!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明代苏常私人刻书谈

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刻书中心。明学者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致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古时江苏称吴。明代这里私人刻书者很多,大多集中在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辖地区(下称苏常地区)。明时这里私人所刻的文献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值得探讨。

四库地方官府进呈书籍考察

《四库全书》是清代编修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帝利用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书。地方官府是征书的重要力量,各地官员利用州县学官、商船、书贾等人,积极查访图书,征书几乎涉及到了当时清朝所能控制的所有省份。在征书数量方面,江浙地区保持着巨大优势,是清代不同地区学术文化繁盛程度在图书方面的反映。

“钱牧斋买书”和配缺补漏

近来看到一则清代藏书家钱牧斋(1582—1664)购买《汉书》的故事:说他买到一套宋版前后《汉书》,但缺两本,心里很不满意。就到处托书贾帮他补缺。书贾们也都十分留心。后来。

从钱牧斋买《汉书》谈起

近来看到一则清代藏书家钱牧斋(1582—1664)购买《汉书》的故事,说他买到一套宋版前后《汉书》,但缺两本,心里很不满意。他就到处托书贾帮他补缺。后来,一书贾搭船路过乌镇,上街买面做饭,见店主拿两本旧书包面,取来一看,竟是踏破铁鞋要寻找的所缺宋版《汉书》,书贾大喜,立即用几文钱买下,但已缺首页,忙追根寻踪,店主经回忆,说是刚才给买面人包面拿走了。书贾立即跟踪追寻,终于找回那页。

中学图书馆应很好地为师生服务

中学图书馆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教师教课、学生学习、提高教学质量这样一个中心来进行的.一、切实做好图书资料的收藏.图书资料是中学进行教学的基本条件,是中学图书馆服务教学的物质基础。因此,搞好图书收藏,是中学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为教学服务质量的高低.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成書再考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名爲《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此書鈐'抱經樓'印,一般認爲是清四明(今寧波)盧址抱經樓舊藏,其傳抄時間,該館著録作'乾隆間奉敕撰,舊抄本',其餘未詳。是書隱没臺北'國圖'多年,未有聞問,近年始有夏長樸、劉浦江諸人專論。本文透過原書形製、避諱、書賈作僞、藏書遞傳諸角度考察,對是書成書提出新見解。盧址遺書于民國五年爲陳立炎古書流通處所得,而售于滬濱。陳氏經營書肆、精于版本目録之學,然亦爲惡名昭彰作僞古書者。其作僞精良,蒙混不少名家而能得善價。《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爲陳氏雇人抄録《四庫全書總目》大部内容,並僞刻抱經樓印記鈐蓋而成,實非'乾隆舊抄本'。

关于南宋建阳陈八郎本《文选》价值的考察

陈八郎作为书贾,其所刻印的《文选》,较深地打上了书贾的印记。但远不可据此来否定陈本在展示五臣注原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文本仔细比核后能发现:(1)与明州本适足以导致变乱的大段删削比较,陈本仅是一些字词的错误;(2)陈本展示的是五臣注的原貌,这也能从王观国《学林》条目、日藏三条家本的核校中进一步证实;(3)陈本与秀州本中平昌孟氏五臣刻本同源,其最终可能都源自后蜀毋昭裔刻本。因此,自可据此探求五臣注的原貌,这在版本学上有其重要价值。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

研究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一般是从明初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讲起,但随后又一下跃过建文至正德十朝,去讨论嘉靖年间的《西游记》了。这也难怪,因为这近两百年内,除一些宋元以来话本的单行本外,小说创作几乎是个空白。然而对研究小说发展史来说,对这空白一跃而过却欠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