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书院记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意义

书院记是以书院为题材,以"记"这种体裁为形式载体撰写的文章。起源于北宋初期,南宋时出现第一次兴盛局面。宋代书院记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议论化倾向,表现手法多样,文学性增强。"记"展现了当时书院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学术思想的兴盛,反映了宋代"记"体文的创新与变革。

宋代书院记中的教育热点问题探析

书院记是书院题材与“记”这种散文体裁相结合的产物。宋代书院记表现了宋人丰富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问题上:其一,书院教育的目标与宗旨;其二,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其三,对伦理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

理学视域下的宋代书院记

书院记是宋代记体文中的新品种,带有明显的理学印痕。书院记对书院叙写的要素中大多包含理学因子,书院记对理学家道统地位的褒扬、书院记中的教育思想所蕴含的理学元素以及特殊的书院记中对原始儒家用世精神的复归等,都鲜明地体现出理学对书院记书写的浸润。理学在书院记中的呈现模式,既有规律可循,亦具有一定的文学审美性,值得关注。

《衡州石鼓书院记》教育意蕴考

因构思巧妙、见解高远,《衡州石鼓书院记》在书院记中独领风骚。它彰显石鼓书院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声誉,复现书院发端、勃兴、鼎盛的历史背景,折射理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双赢格局,凸显理学家于科举制度既深恶痛绝又割舍不断的两难境地,印证了书院记之典型特征及史学价值。

记其本末与书其大者:南宋的书院与书院记

南宋书院与南宋书院记密不可分,南宋书院的类型、功能、性质、创建目的、繁荣原因决定了书院记的命名方式、内容选择、情感表达、作者构成以及时空分布。南宋书院记对于南宋书院的依附性以及实用性品格,深刻影响了南宋书院记的文体特征、创作范式。南宋书院记的创作深受宋代学记的影响,具有形态稳定、议论正大、文风古肃的体制特征,但是内容选择、书写策略、情感基调的偏异最终决定了书院记与学记的分野,两者各有其边界,不能混为一谈。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构成了南宋书院记创作的两类群体,与之相应,南宋书院记也具有两种迥异的创作范式。一种是文人士大夫书院记,一般以叙述为主体,客观记录书院营建的始末及其构成情况,重心放在“记其本末”上;一种是理学家书院记,主要围绕书院本旨、进学大端、道学源流等大要义展开议论,即所谓“书其大者”。

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文学研究

目前有关朱熹是否到过衡州石鼓书院讲学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仔细研究发现朱熹虽然三次到过南岳,却没有到过衡州石鼓书院讲学。《衡州石鼓书院记》在文体方面属于书院记,书院记不能归为学记或者台阁名胜记,它是＂记体＂当中的＂变体＂,体现了宋人＂平淡＂、＂自然＂的文学审美属性。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书院记及其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

明清时期重庆书院记是记录、书写和见证书院历史的文献,其数量、分布、撰写时代和作者群对重庆书院文化有生动的展示。从学术意义而言,它是重庆书院微观发展史的"档案",是地方士人文化活动的见证,揭示了巴渝地区的山川地理和人文精神;从当代价值看,深入研究书院记,还可以对校园文化建设、书院文化遗存重建和旅游等有积极意义。

《罗川书院记》品读

【作者简介】李拔(1729~?),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由楚北郡丞升福宁知府(今霞浦)。翌年,调任福州知府,重文化、教育,有政绩。乾隆二十八年(1763)离任。【原文】罗川书院记乾隆庚辰初夏,予自福宁来典郡事。方饬各县增修学舍,为育材地。风既行矣,罗源为郡属邑,旧有凤鸣书院。前令蔡彬修于康熙甲戌。日久而废。粤东梁君翰来宰邑,始获而更新之,易其名曰'罗川'。

湖南石鼓书院兴废考

千年学府石鼓书院先后经历创建雏形、名扬天下、艰难守业、再创辉煌、日渐衰微五个历史阶段,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书院之一,也是唐、宋、元、明、清五朝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论石鼓书院的历史沿革与作用

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千年学府,在我国古代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不幸的是,1944年6月,却毁于日军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石鼓书院这座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千年学府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不幸的是,1944年6月,却毁于日军炮火,这成为我国教育界、文化界和衡阳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损失。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重修石鼓书院不但是衡阳延续历史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需要,而且为彰显和弘扬石鼓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我国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大幸事。

唐至北宋的江西书院——江西书院吏略稿之一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它自中唐至清末,有一千多年历史;在办学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至章程条规、经费筹措办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江西的书院,自唐、宋以来,仅就《光绪江西通志》所载,即有五百余所之多(这里尚不包括婺源县和被通志遗漏,而府志、县志或其它史书有所记载的)。

明代心学经学诠释观的两种图式——以王阳明、湛甘泉为中心

王阳明、湛甘泉同为明中叶心学大师,二人晚年均应邀作《尊经阁记》。两篇《尊经阁记》大同之下更有大异。其大同在于尊经即尊"心",同属心学经学诠释;其大异在于二人经学诠释有着不同路径:阳明经学诠释主旨是"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六经只是本然"心体"之记籍,故六经文本在其经学诠释体系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而甘泉经学诠释主旨是"六经觉我者也",唯有借助六经,方能发明本然之"心体",故六经文本在其经学诠释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借由阳明、甘泉不同的心学经学诠释,可展现明代两种不同的心学诠释图式。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明代心学经学诠释观的独特价值,并对其进行了两重省思。

新见孙衣言手稿《紫阳书院景徽堂记》考略

《紫阳书院景徽堂记》为清代学者、藏书家孙衣言所撰,后收入孙氏《逊学斋文钞》卷二。2016年,瑞安博物馆在开展全国古籍普查期间,发现了孙衣言《紫阳书院景徽堂记》手稿。通过新见手稿与刊印刻本的互校,可知孙衣言在杭州紫阳书院期间的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及修志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