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乱伦禁忌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共变关系

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方面与乱伦禁忌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当家庭功能复杂、社会地位较高时,乱伦禁忌的强度较大;当家庭功能简单化、社会地位降低时,乱伦禁忌的强度会随之减弱;乱伦禁忌的范围和对象也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这种共变性在其他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再得以证实,它表明家庭组织与乱伦禁忌之间存在稳定而普遍的因果联系。

乱伦禁忌·性压抑·情的迷失——曹禺《雷雨》与欧阳子《秋叶》的对比阅读

《雷雨》和《秋叶》的人物关系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也有着明显的趋同性。《秋叶》仿佛是《雷雨》的前戏，而《雷雨》则是《秋叶》人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互文性。曹禺和欧阳子通过对“乱伦之爱”这一题材的深入开掘，都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展示了人物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世界。而对人物的性心理和潜意识，以及人物命运的不同处理，也正反映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法。

试论先秦乱伦禁忌的两种形式

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乱伦禁忌在先秦时期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同姓不婚"与"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同姓不婚"要求人们在缔结婚姻关系时首先考虑"取妻避其同姓",而"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则旨在排除家庭内部男性与其庶母、兄弟之妻、子妇等女性成员发生婚姻或两性关系的可能。这两种乱伦禁忌的区别仅仅在于形式方面,在功能方面它们都具有防止家庭分裂、维护家庭稳定的重要作用。

云南少数民族洪水创世神话乱伦禁忌主题的文化阐释

创世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心问题就是关于人是怎么来的,许多民族的洪水创世神话在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时,自觉和不自觉地以血缘婚的形式对种的繁衍和族的延续作出解释。而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创世神话中,也不乏这样的现象,只是这种解释又使他们陷入了乱伦的禁忌中。这种相似的解释中对于禁忌行为的叛逆,源于原始初民蒙眬的生育观和原始的性意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育观和生殖崇拜意识的反映,是原始初民出于相同的生存需要和对自我的认知状况下的一种文化趋同现象。

《雷雨》中的反“乱伦禁忌”

曹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被喻为中国的“莎士比亚”。1933年他创作的处女作四幕剧《雷雨》，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震动了当时的戏剧界，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几十年来最受观众欢迎的话剧之一。然而，在解放初期以及文革时期，评论界一直认为《雷雨》是暴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

家谱文化乱伦禁忌的心理人类学意义与当代复兴问题解析

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标志和核心内容,便是以姓氏为线索,按辈分取名字,将各辈分的后代区别开来,其次才是祖先传记、家族荣耀、家训家传等等。家谱的人类学意义就是防止乱伦,其心理学意义在于强化家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当今,家族成员广泛流动,家族家谱文化式微,姓名次序逐渐混乱,很多家族因为缺乏公认的族长,导致乱伦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当代社会子女随母姓逐渐增多,尤其是生物基因库造成的生命伦理学后果,人类的乱伦禁忌受到挑战,生命伦理学成为热点课题。因此,新时代提升文化自信,复兴家谱文化,需要辩证理解家谱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意义,辩证制定处理民间家谱修订活动的政策原则。

涂尔干论家庭的神圣性——从对乱伦禁忌的研究谈起

本文通过梳理涂尔干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以及他的家庭社会学研究,讨论了涂尔干关于家庭神圣性的思想。在涂尔干看来,之所以乱伦禁忌是所有文化中最大的一个禁忌,主要是因为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与家庭关系是不同的。他认为,家庭是最早的道德共同体,家庭情感是最早的宗教,因而家庭关系总是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但男女性爱是以自由为核心的,与这种神圣观念格格不入。但在如何处理夫妻这种家庭关系时,他遇到了困难,因而在讨论现代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时,也就存在很大的理论张力。

生物进化与文化对乱伦禁忌内隐态度的影响——来自汉族人与摩梭人的证据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法考察摩梭人和汉族人对乱伦禁忌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摩梭人与汉族人对待亲属/非亲属的乱伦禁忌态度存在一致性,但汉族人对待亲属/非亲属的乱伦禁忌表现得更加严格;摩梭人对待母系亲属乱伦禁忌的态度比对待父系亲属乱伦禁忌的态度更加严格,汉族人对待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的乱伦禁忌态度却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既符合生物进化理论的预言,也体现了文化对乱伦禁忌态度的影响,支持一种综合、折中的观点:乱伦禁忌是在一定生物进化基础上文化施加影响的结果。

原罪三重奏之蘩漪篇:乱伦禁忌下无望的生命突围

曹禺早期话剧对生命的基本价值诉求建立在形而上的终极层面。蘩漪的现实生活无疑是荒唐和丑恶的,她触犯了古老的伦理禁忌,并且为维护跟周家大少爷的乱伦私情而采用种种极端的手段。然而在现代中国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烛照下,蘩漪的俗世生活则得到了诗意的净化,汇入到“五四”以来妇女解放的时代洪流中。也正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的道德向度上,蘩漪形象才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衣袂飘飘卓然而立。

“性自愿”与“性禁忌”——关于乱伦禁忌的现代思考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乱伦已经成为被社会普遍禁忌的性行为。面对着当代社会中死灰复燃的乱伦行为,作者并没有从教条的概念加以批驳,而是回溯历史,从古代乱伦禁忌产生的根源中寻找最有力的武器,来回答“双方自愿且未伤害别人”这种荒唐的辩解。

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巴金《寒夜》新解

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巴金《寒夜》新解刘艳对巴金的小说《寒夜》，评论界一直有个公认的说法，认为它真实而又深刻地展示了抗战后期国统区人民深重的灾难，主人公汪文宣的不幸命运实际上是对民不聊生的黑暗制度的控诉。巴金自己在《谈＜寒夜＞》中也说，他写《寒夜...

神法崇拜与乱伦禁忌——对俄狄甫斯弑父娶母的另一种解读

研究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注意到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是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传说,但是,关于俄狄甫斯的神话传说并非只有一种说法;尽管其主要遭遇在各种传说中大同小异,但仔细对比原始传说中那些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差别后,我们又会对索福克勒斯为什么采用此种而不采用别种说法提出疑问。也许,对这个疑问的解答对于破译俄狄甫斯弑父娶母这一“斯芬克斯之谜”是有意义的.

乱伦禁忌论

生物界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自然规律,其中的一则即是避免近亲繁殖。人类社会也必须遵守这一法则,具体的规则就是乱伦禁忌。由于有社会性、文化性的存在,这一禁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反过来又使人类自觉自律地遵守这一禁忌,从而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人类学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

为了将简单社会的乱伦禁忌在婚姻进化序列中置于一夫一妻制的前阶段,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开始了它对乱伦禁忌研究的首次尝试,其标志就是发明了"外婚制度"这个概念。文化解释进路对禁止近亲交配不感兴趣。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但都不能成立。20世纪中期,人类学放弃了文化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解释进路犯了逻辑错误。人类学转而依赖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法的多重性与乱伦禁忌的起源

乱伦禁忌是人类一切制度、道德和法律的起点,人类学在其过去全部学术史上都一直希望对乱伦禁忌的起源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既有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麦克伦南、泰勒和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交换的需求是促成伦乱禁忌的关键动力,而涂尔干、弗洛伊德和基拉尔则认为家内对原生女性的排斥才是问题的根本。本文在对过往关键文献的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部落公法和家庭私法的对张关系使得一部落内的全部原生女性都要进入普遍交换,由此使得部落在掌握婚姻法则的基础上取得对部落人口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反思了以罗马法的保有权与交换权的对反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制度研究,指出婚姻是基于公法制度的,而继嗣是基于私法制度的,两者的对反关系既是乱伦禁忌的来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

“血亲恋”情结与“乱伦”禁忌──论谭谈小说伦理描写的文化意蕴

「血亲恋」情结与「乱伦」禁忌论谭谈小说伦理描写的文化意蕴佘向军八十年代中期，曾有论者指出，谭谈的作品“着重从人们的家庭生活、伦理关系中去刻划人物的灵魂”，使“每一个人都处于一定的伦理关系之中”①。此话一语中的，很准确概括了谭谈前期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隐性强制与伦理禁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据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引发了部分刑法学者对本条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质疑。但此处修改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立法者并非对性同意年龄做简单调整,也不是对未成年人性自由的无理限制,而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入罪理由。在行为的构造层面,入罪的基本理由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多重不对等权力关系所滋生的隐性强制,若行为人利用了该隐性强制,则已经达到了性侵行为对违背妇女意志的基本要求,这是本罪入刑的核心理由。在违法性层面,二者间的性行为因过于接近“乱伦禁忌”与“恋童禁忌”而违背伦理规范,弱化了该行为的社会相当性,这是本罪入刑的补充性理由。此处修改是刑法积极实现“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以及“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精神的合理方式。

伦常视觉:《所罗门之歌》的痛楚禁忌

男权社会的亲缘关系拟制了一系列的社会禁忌,这一切是以假定的异性恋为前提,其结果是对女性进行了目标式的规训,乱伦无疑是严重违背伦常的禁忌。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乱伦分侵害的乱伦和非侵害乱伦,非侵害性的乱伦只是一种乱伦想象,女性一旦被烙上了乱伦的标记之后,将蜷缩在舆论的狭小空间里,遭受着难以言说的痛楚。论文分析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黑人社会的乱伦带给黑人妇女的痛苦,展示了作品对少数人群需要包容和宽待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