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病变的形态及免疫表型特征

目的 探讨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病变的形态和免疫表型特征。方法 观察 4 9例乳腺癌和 5例乳腺良性病变中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病变的HE形态 ,对其中 2 5例进行免疫组化检测 ,选用的一抗有CK8、EMAS 10 0蛋白、SMA、c erbB 2、E cad、PCNA及p5 3,少数病例加做CK(34βE12 )标记 ,1例贴壁性癌加做CK5、bcl 2及GCDFP 15标记。 结果 平坦型上皮不典型病变有以下特征 :①TDLU轮廓保存 ,导 /小管扩张 ,内衬单层或多层有轻重不等不典型性的柱状 /立方上皮 ,常有胞质顶突 ,细胞排列成平坦层状 ,少有向腔内突起 ,腔内可有蓝色絮状物或微小钙化 ,重度病变可有局部的沙丘斑块状突起及少量微乳头。②免疫表型 :柱状细胞表达CK8、EMA ;中 /重度病变表达c erbB 2、E cad ;不表达CK(34βE12 )及CK5 ;PCNA表达率因病变程度而异 ;1例贴壁性癌表达p5 3,部分细胞顶突GCDFP 15阳性 ,bcl 2阴性。③按平坦型不典型病变与癌的关系分为 3组 :Ⅰ组 4 0例 ,两者形态上仅为伴随关系 ;Ⅱ组 5例 ,形态学显示两者间有移行或细胞特征相同 ,提示两者间有内在联系 ;Ⅲ组 4例 ,贴壁性导管原位癌 ,伴小叶内或小叶外微量浸润。结论 平坦型上皮不典型病变中少部分 (本文的Ⅱ、Ⅲ组 )应视为原位癌和 (或 )

乳腺新的交界性病变——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的研究进展

通过对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这一病变的全面回顾,系统介绍该病的由来、临床和组织病理学特点、病情进展风险、遗传学和免疫表型特点及治疗策略,为病理医师对该病的诊断提供参考,为临床医师对该病的处理提供依据。

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目的探讨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FEA)的诊断及其与相似病变鉴别诊断。方法收集28例乳腺病例,回顾总结乳腺FEA的肉眼形态学、显微形态学及免疫表型的特点。结果 28例FEA病例肉眼形态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伴发疾病的大体形态,而无FEA独立的大体形态特征。12例为不典型柱状细胞变,16例为不典型柱状细胞增生。26例平滑肌抗体肌上皮细胞(+)、28例细胞角蛋白8(+)、25例雌激素受体(+)、23例孕激素受体(+)、17例C-erbB-2(+)、15例雌激素调节蛋白(+)、16例肿瘤基因53(+)。结论正确把握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的诊断标准及鉴别诊断,为临床提供正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同时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指导。

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的形态特征及与导管原位癌的关系

目的探讨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性（flat epithelial atypia，FEA）的病理形态学特征及其与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的关系。方法从270例DCIS中选出51例含FEA的病例，根据形态学表现将其分为4级，Ⅰ、Ⅱ级为低分级，Ⅲ、Ⅳ级为高分级；根据与DCIS的位置关系将其分为两组，并进行ER，PR，α—SMA，p63，p53，bcl-2，Her-2，cyclinDl，Ki-67免疫组化染色。结果Ⅰ～Ⅳ级FEA分别为28、8、6和9例；与DCIS位于同一象限的24例，与DCIS位于不同象限的27例，且随着FEA分级从低到高，其与DCIS位于同一象限的比例逐渐增加（Ⅰ、Ⅱ、Ⅲ、Ⅳ级分别为28．6％、37．5％、66．7％、100％）。免疫组化结果：α-SMA和p63染色显示，FEA的肌上皮细胞明显受压变薄。其余各项免疫指标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ER（62．8％），PR（54．9％）。p53（21．6％），bcl-2（62．8％），Her-2（15．7％），cyclinD1（62．8％），Ki-67（35．3％）。低分级FEA、高分级FEA和DCIS三者比较，Her-2、cyclinD1和Ki-67的表达存在差异，高分级FEA和DCIS的Her-2、cyclinD1、Ki-67阳性率均明显高于低分级FEA，但高分级FEA和DCIS间无明显差别；在位置关系上，与DCIS位于同一象限的FEA、与DCIS位于不同象限的FEA和DCIS三者比较，Her-2、cyclinD1和Ki-67的表达也存在差异，且与DCIS位于不同象限FEA的Her-2、cyclinD1、Ki-67阳性率均明显低于DCIS，但与DCIS位于同一象限FEA和DCIS间无明显差别。结论FEA分级越高，与DCIS的位置关系越密切。FEA（特别是高分级的、与DCIS位置关系密切的FEA）作为一种具有恶性潜能的交界性病变，具有一定的意义。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阴性/不典型鳞状细胞和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的随访观察

目的：分析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阴性的不典型鳞状细胞（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SCUS）和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 low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患者的随访结果,探讨HR-HPV阴性的ASCUS和LSIL患者的合理处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妇科门诊,HR-HPV阴性、宫颈液基细胞学为ASCUS和LSIL的356例患者的病理资料,对HR-HPV阴性的ASCUS和LSIL经阴道镜及宫颈活检排除高级别病变的306例患者定期进行HR-HPV随访。 HR-HPV检测采用杂交检测法2代（hybird capture-Ⅱ,HC-Ⅱ）。结果 HR-HPV阴性/ASCUS和LSIL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lesions,CIN）-Ⅲ及以上病变发病率分别为7.9%和9.1%。 HR-HPV阳性/ASCUS和LSIL患者CIN -Ⅲ及以上病变发病率分别是22.9%和17.9%。 HR-HPV阳性的ASCUS和LSIL患者CIN-Ⅲ及以上病变发病率明显高于HR-HPV阴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 HR-HPV阳性对ASCUS及LSIL患者宫颈高级别病变的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7.13%和84.42%。 HR-HPV阴性/ASCUS和LSIL患者CIN-Ⅱ及以上病变检出率是14.3%。不同年龄段的HR-HPV阴性/ASCUS和LSIL的患者,宫颈高级别病变患者的发生率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0~39岁妇女宫颈高级别病变的发生率最高（18.2%）。结论 HR-HPV阴性的ASCUS和LSIL患者发生CIN-Ⅲ及以上病变分别是7.9%和9.1%,CIN-Ⅱ及以上病变达14.3%,30~39岁的HR-HPV阴性/ASCUS和LSIL患者宫颈高级别病变发生率达18%,建议对于HR-HPV阴性的ASCUS和LSIL患者应行阴道镜检查可疑病变部位活检。

α-人重组干扰素联合唯阴康协助宫颈LEEP刀治疗宫颈柱状上皮外翻及不典型增生疗效比较

近年来宫颈癌的年轻化，以2％-3％的速度增长而从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发展为宫颈癌大约需10年，所以对宫颈癌防治重点在于对CIN的检测及治疗约有30％的CIN患者发展为HSIL（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或宫颈浸润癌，而宫颈柱状上皮外翻是女性常见多发病，约有50％育龄女性患有此病，过去常用的方法是电熨法，

乳腺柱状细胞病变的临床病理观察

由于乳腺X线照相普查能检测到微钙化灶的存在,目前临床发现越来越多的柱状细胞病变(columnar cell lesions,CCL)。CCL包括柱状细胞改变(columnar cell change,CCC)、柱状细胞增生(columnar cell hyperplasia,CCH)和乳腺平坦型上皮非典型增生(flat epithelial atypia,FEA)[1-2]。

大肠平坦型病变靶向活检的病理研究

目的通过对电子肠镜下大肠平坦型病变的病理学分析,探讨提高大肠早期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的方法。方法采用靶向取材活检法,对染色电子肠镜及电子肠镜下黏膜切除术(EMR)送检的标本(研究组),进行组织病理诊断,与随机取材组(对照组)作比较。结果研究组大肠平坦型肿瘤性病变156个,发现上皮内瘤变和早期癌共53个,检出率为33.97%。靶向取材后剩余标本常规包埋切片,相同标本病理诊断相符合共45个,清除病灶8个,病变清除率为15.09%;对照组平坦型肿瘤性病变134个,发现上皮内瘤变和早期癌14个,检出率为10.45%。两组比较P<0.01。结论电子肠镜下整体切除靶向活检对发现大肠早期癌及癌前病变,提高检出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乳腺导管上皮内瘤变(DIN)

乳腺导管上皮内瘤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用来描述从普通导管上皮增生(UDH)、平坦上皮不典型增生(flatepithelial atypia)、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ADH)至导管原位癌(DCIS)的乳腺原位病变。本文综述了上述病变的临床表现、病理组织学特点、分子生物学改变、诊断与鉴别诊断及预后。

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子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妇科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第二［1］，其病死率居妇女恶性肿瘤之首。近年来由于人们对癌症的认识及各项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宫颈癌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将其遏制在癌前病变阶段，降低了宫颈癌的发病率，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生活质量。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LCT）作为癌前病变或早期宫颈癌筛查的最有效手段，已在临床广泛应用。现已明确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HR-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主要病因［2］，HR-HPV检测已广泛应用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早期检测及早期处理，对宫颈癌的筛查和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对同时进行LCT＋HPV联合筛查的患者12030例，其中LCT诊断为意义不明确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及以上病变的925例患者采用电子阴道镜检查及宫颈多点小活检，旨在探讨LCT检查联合高危型HPV-DNA检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细胞中检测高危型HPV的价值

目的探讨在意义不明确的不典型鳞状细胞(ASCUS)中检测HR-HPV,预测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及浸润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对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诊断为ASCUS的248例患者分别进行HR-HPV检测、阴道镜下活组织检查。结果在ASCUS患者中,CIN发生率为41.1%(102/248),高级别CIN(CIN2、CIN3)和浸润癌发生率为9.3%(23/248);在HR-HPV阳性组CIN检出率为68.1%(92/135),在HR-HPV阴性组CIN检出率为8.8%(10/113),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330,P<0.001)。阳性组发生CIN和浸润癌的风险是阴性组的22.037倍[OR(95%CI)=22.037(10.479～46.342)]。HR-HPV检测CIN和浸润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1%和91.2%;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分别为90.1%和70.5%。阴道镜拟诊CIN和浸润癌126例,检出率为80.4%(82/102),其中高级别CIN和浸润癌20例,检出率为87.0%(20/23);阴道镜检测CIN和浸润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5.1%和83.6%;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分别为80.4%和69.9%,与HR-HPV检测功效相似,关联系数为r=0.833;而阴道镜检测高级别CIN和浸润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0.0%和98.7%;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7.0%和97.8%。结论 HR-HPV阳性的ASCUS患者CIN发生率高,即行阴道镜检查;HR-HPV阴性患者可不行阴道镜检查而不会增加高级别CIN和浸润癌发生风险。

乳腺癌前期病变研究的最新进展

乳腺癌前期病变及癌前病变是一个临床及病理经常讨论的话题,但由于这个领域病变较多,临床及病理表现多样,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使临床医生不能精准的判断,使许多不需要手术的患者遭受手术之苦,而真正的早期癌变由于疏漏,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发展为浸润性乳腺癌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笔者参阅了大量历史及当前研究进展,总结出较为明确的分类和概念。近一百多年乳腺癌治疗史,全世界的医学家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对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发生了革命性认识及进步,不同类型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得到显著的延长,但是大多数乳腺癌患者最终死于复发和转移,这不得不考虑从起源上认识和解决发病率的问题,只有在源头上有效地防范,才能真正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因此早期预防前期病变将是乳腺癌控制的终极目标。

乳腺导管上皮癌变过程中树突状细胞的表达情况

目的 探讨乳腺导管上皮癌变过程中树突状细胞(DC)的表达。方法 选取常规石蜡包埋乳腺组织标本14 7例,分为正常对照组、单纯性增生组、不典型增生组、导管内癌+早期浸润癌组、浸润癌组。应用免疫组化方法分别检测其S10 0 +DC、HLA DR +DC和CD1a +DC的阳性表达情况。结果 浸润癌组S10 0 +DC和CD1a +DC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7.61%、5 6.72 % ,均显著高于其他组(P均<0 .0 5 )。导管内癌+早期浸润癌组、浸润癌组HLA DR +DC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0 0 .0 0 %、97.0 1% ,均显著高于其他组(P均<0 .0 5 )。不同标记阳性DC联合表达率在导管内癌+早期浸润癌组、浸润癌组较高,分别为3 3 .3 3 %、5 5 .2 2 % ,且这2组中无不同标记阳性DC均阴性表达病例。结论 在乳腺导管上皮癌变过程中均有不同标记阳性DC存在,其阳性表达率随增生性病变进展逐渐增高,进展为浸润癌时则显著增高,DC的阳性表达情况可用于评估乳腺癌患者局部免疫状态。

乳腺柱状细胞病变临床病理分析

目的探讨乳腺柱状细胞病变(CCL)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对78例乳腺CCL标本进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 CCL均为镜下病灶,无独立的大体形态特点。乳腺柱状细胞变(CCC)和柱状细胞增生(CCH)的形态学特征:腺泡伴有不同程度的扩张,被覆上皮常有顶浆分泌突起,形态不规则;细胞核为卵圆形,垂直于基底膜排列,染色质分布较均匀,核仁不明显;肌上皮有时被挤压,被覆上皮只有1层或2层时诊断为乳腺CCC,超过2层分层排列或突起时诊断为CCH。乳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增生(FEA)的形态学特征:腺泡扩张,上皮呈单层或多层,缺乏极向;病变细胞核圆形,核仁不明显;细胞为立方形或柱状,常有顶浆分泌,腺泡结构尚规则,通常伴有微小钙化。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78例CCL中细胞角蛋白(CK)5/6均呈阴性表达,雌激素受体、CK8/18及孕激素受体阳性表达率均为98.72%(77/78),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表达率为2.56%(2/78),78例CCL中p63染色均可以显示肌上皮细胞。结论 CCL是乳腺低级别癌前病变,病理诊断主要依赖组织形态学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有助于其诊断。

人乳头瘤病毒多基因型检测对传统部分基因型宫颈癌筛查策略价值优化的敏感性分析

目的评估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ic test,TCT)筛查技术的有效性、部分宫颈癌诊断费用和初始人群中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低度风险基因型感染者占比对HPV多基因型和HPV部分(16/18)基因型检测初筛策略的成本效果影响,为公共卫生决策部门选择宫颈癌筛查策略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构建的Markov队列模型,以预防宫颈癌发病例数为效果指标,模型运行50年,对HPV多基因型和HPV部分(16/18)基因型筛查方案进行敏感性分析,分析TCT筛查技术的有效性、部分宫颈癌诊断费用,以及初始人群中HPV低度风险基因型感染者占比的变化对成本效果的影响。结果在设定的模型及各参数阈值下,敏感性分析发现:HPV低度风险基因型(HPV 51/35/39/68/56/59/66型)感染者(HPV感染状况或进展为CIN1/2/3状况)中TCT分流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度[以TCT结果为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病变(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SCUS)以上为判别标准]变化对两种筛查策略差距影响较大;TCT检测费用、阴道镜检测费用及组织病理学检测费用对两种筛查策略差距影响相对较小。上述各指标在设定阈值范围内变化时,HPV多基因型与部分基因型策略相比,效果差异甚微,成本差异有所变化,具有成本优势。此外,随着初始人群中HPV低度风险基因型感染者的比例增大,HPV多基因型策略的优势亦逐渐增强。结论进一步明确HPV不同基因型的致病风险对优化多基因型HPV筛查的后续管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而进一步细分TCT检测的TBS(The Bethesda System)分级报告结果,提升TCT检测精度则是保障多基因型HPV筛查防治策略价值优化的关键。

人乳头瘤病毒多基因型检测对传统部分基因型宫颈癌筛查策略的价值优化:基于Markov模型的分析

目的比较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多基因型(extended genotyping)与HPV部分(16/18)基因型检测技术对宫颈癌筛查策略及其后续管理的影响,分析可能带来的价值变化。方法基于Markov队列模型,以预防宫颈癌发病例数为效果指标,模拟100万名初始年龄为15岁的健康妇女在10、20、30、40、50年内从健康状态到宫颈癌发病的疾病进程,基于2种检测技术的宫颈癌筛查-诊断-癌前病变诊疗路径构建模型,分析2种筛查技术不同累计年份下的效果指标、阴道镜检查次数、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1/2/3状态的筛查率,并比较成本与成本效果,以此判定对价值的影响。结果模型模拟10、20、30、40、50年,HPV多基因型相对于HPV部分(16/18)基因型在成本上分别减少29.73万、75.55万、98.53万、111.23万、119.39万元,效果始终保持一致,阴道镜检测次数可分别减少1002、2726、3865、4605、5086人次,CIN1-3筛查率上,模型运行第10、20、30、40、50年时,HPV多基因型策略分别减少约4%的CIN1-3的筛查率。结论相比于HPV部分(16/18)基因型,HPV多基因型检测技术在保障预防效果的情况下,能降低筛查假阳性带来的阴道镜“过诊”率,提升阴道镜检查精度,优化卫生资源利用效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假阳性带来的心理负担,从而优化传统HPV部分(16/18)基因型的筛查价值。

高危型HPV-DNA检测在意义不明的非典型鳞状细胞患者分流管理中的研究

目的探讨care HPV及HC2(Hybrid Capture 2)高危型HPV-DNA检测在意义不明的非典型鳞状细胞(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SC-US)患者分流中的应用及意义。方法 2016年6月-2017年8月间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诊的120例ASC-US女性进行care、HC2HPV检测及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结果全部的病例中,病理活检为鳞状细胞癌4例,CINⅡ以上病变检出率为23.33%(28/120);HC2高危型HPV-DNA检测阳性组与阴性组高级别病变检出率分别为37.7%和3.9%(P <0.01);care HPV阳性组与阴性组的高级别病变检出率分别为37.5%和7.1%(P <0.01);HC2与care HPV的Kappa值为0.815,有较好的一致性;以组织病理诊断为金标准,HC2及care HPV检测预测高级别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2.9%、53.3%、37.7%、96.1%;85.7%、56.5%、37.5%、92.9%;HC2和care HPV检测在ROC曲线下面积分别0.731、0.711,2种方法 ROC曲线下面积基本相近。结论高危型HPV检测技术对ASC-US患者有很高的检测效果,此类患者中care及HC2HPV检测的一致性高,均可预测CINⅡ以上病变及浸润癌,可提高诊断率,临床上可以推广。

麦默通病检为平坦型上皮不典型增生后确诊合并乳腺梭形细胞癌一例

l临床资料患者，女性，44岁，因“左乳结节麦默通术后3个月，左胸壁肿块伴胀痛10d”入院。2016年8月30日，患者第一次人院彩超发现：左乳12点距乳晕4cm及近锁骨下分别探及约9mm×5mm和15mm×10mmm大小异常回声。以低回声为主，边界欠清、形态不规则，加彩后未见血流信号．BIRADS4B。钼靶示：双乳腺增生伴少许良性钙化。左乳外侧近皮下脂肪层处小结节影．考虑良性病变，左乳上方腋尾处条片状稍高密度影。考虑增生腺体，BI．RADS3级。

子宫颈细胞学不除外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的临床病理学意义

目的 探讨子宫颈细胞学不除外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H）在子宫颈疾病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对山西大医院2012年3月至2015年12月子宫颈液基细胞判读为ASC-H的496例患者的年龄、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DNA（hrHPV DNA）及子宫颈活组织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496例ASC-H患者中,年龄40～49岁患者比例最高,为30.8％（153/496）.154例进行了hrHPV DNA检测,阳性率为79.2％（122/154）,18～29岁患者的阳性率最高,为84.2％（16/19）.124例进行了子宫颈活组织检查,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Ⅱ及以上病变的检出率为66.9％（83/124）;hrHPV DNA阳性100例（80.6％）,hrHPV DNA阴性24例（19.4％）.100例接受了子宫颈活组织检查的hrHPV DNA阳性患者中,CINⅡ、CINⅢ、早期鳞状细胞癌及鳞状细胞癌共71例（71.0％）;24例接受了子宫颈活组织检查的hrHPV DNA阴性患者中,CINⅡ、CINⅢ改变12例（50.0％）,但无一例早期鳞状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与hrHPV DNA阳性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57,P〈0.05）.hrHPV DNA检测对诊断CINⅡ及以上病变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85.5％、29.3％、71.0％、50.0％.结论子宫颈细胞学ASC-H高度提示存在CINⅡ及以上病变,hrHPV DNA检测对诊断CINⅡ及以上病变具有较高的阳性预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