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史学辨析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风靡学界，考据之著述繁多如林。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以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史学，考据学成了乾嘉史学的代名词，乾嘉史学被概括为两种特征，一是考据，二是不问经世。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一是未能全面地观察乾嘉史学，二是把乾嘉经学与史学混为一谈。

罗炳良的乾嘉史学研究

罗炳良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才俊。从1980年起,他先后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走完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习史之路。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他就开始了对18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在20年的时间里,他对乾嘉史学的理论、方法及代表人物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讨,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开启了了解中国史学史上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史学现象的门径,留下了嘉惠后人的丰富成果。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乾嘉史学的理性诉求及其现代价值

清代的乾嘉史学内涵丰富,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理性诉求意识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惠栋与乾嘉史学

本文探讨了目前学术界对惠栋史学研究中所忽略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惠栋在乾嘉历史考据学中的地位与影响问题。《后汉书补注》是惠栋治史的主要成就,但在此之前,其稿本《后汉书训纂》则多为学术界所忽视。从《后汉书训纂》到《后汉书补注》的转变,标志着惠栋史学考据的确立,从而开启了乾嘉历史考据学时代的序幕。二是惠栋治史的动机问题。惠栋对《后汉书》的整理与其治经宗旨密切相关。惠栋的史学一方面成为其经学考据的工具,另一方面惠栋又进而能以古通今,在关注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中,深化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

试论乾嘉史学

乾嘉史学在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史学史上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畸形的发展,而这种畸形发展的后果,正是清朝统治者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产物,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以便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洪颐煊《史记考异》的比较研究——兼对乾嘉考据史学衰落原因浅析

洪颐煊《史记考异》凡129条,其中有28条是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等乾嘉考据名家曾经考证过的内容。通过比较发现,在此28条之中洪说略同他说者凡8条,洪说误、他说是者亦有8条,洪说不如他说详备者达11条,洪说是、他说非者仅1条。洪氏晚出,却在考史内容、体例、方法等方面皆未能超越前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洪颐煊之时乾嘉考据史学颓势已显,失去了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范式而重获生机的内在力量。

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在历史研究中,考据史学垄断了史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考据史学趋于成熟。乾嘉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考据史学成熟并垄断史坛的局面呢?这决非偶然,有其产生的内在必然性。长期以来,对于乾嘉考据史学产生并得以盛行的原因众说纷纭。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

江苏学术史的华彩乐章——乾嘉三大史家的学术风范

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赵翼撰《廿二史劄记》是清乾嘉时期三部考史名著,不仅在研究历代正史的版本、文字考订、编纂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制度、社会状况、盛衰大势等广阔领域,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共同铸造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高峰。同样可贵的是,三位学者又都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专擅的领域、治学的路数、历史的见识上各具特色。三大家活动在同一时期,彼此交谊深厚、互相推重,共同谱写了江苏学术史的华彩乐章。他们的成就和学术风范对于当今学术的发展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求真·重意·致用——罗炳良教授史学本体论思想初探

罗炳良教授关于史学本体论思想的研究大致是以史学史为依托,重新阐释求真、重意和致用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三条贯穿史学研究始终的红线展开的。对历史学"求真"属性的研究是他对史学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对"重意"特色的发掘不仅是他对"重通""会通"思想的阐发,而且还展示出他以"史义"为主线梳理、研究中国史学的新尝试。对"致用"属性的探讨,则反映出他在史学与社会、史学的根本任务、史家理想人格等重要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罗炳良教授的史学本体论思想是对史学性质的深刻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标识出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实事求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珍贵遗产

20世纪中国史学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回眸历史,其中最值得我们总结的,是在百年之中属于不同流派的几代史家大力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或是高度重视运用新史料和不断拓展史料范围,或是重视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并努力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接连创造出学术佳绩——这就是百年史学为我们提供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围绕这一中心,我们应当增强理论的敏感性和学术创造力,推进对以下诸项课题的研究:"实事求是"精神为何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为何不是根本对立,而是平行发展的关系;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为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为何是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当前,进一步发扬前辈学者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大力吸收国外学者成果的同时,做到善于鉴别、"洋为中用",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拓新世纪史学的新局面!

被遮蔽的史才:焦循与乾嘉史学再认识

焦循史家的身份,长期以来为其经学盛名所掩。今人论其史学,多着眼于历史编纂学尤其是方志学,既未全面揭示其史识,也未触及其史学本体论问题。焦循不仅是清中叶《国史儒林传稿》成书的幕后功臣,于全书有发凡起例和奠定框架之功,还是章学诚思想早期重要的“发现者”,二人在经史观、文史观、历史编纂学、历史认识论等方面有诸多共识,他对章氏学术的理解和接受,远超同时代学人。焦循重视史学,根本上源于他贯通的学术思维,他以天地、阴阳比附经史关系,在区分经、史各自学术属性和研究范式的同时,又强调二者交叉互补之关系,既以经义统摄历史编纂,又善用史学的思维和方法治经。他视史学为征实之学,但又不局限于史实考证,而以认识和解释历史为宗旨;既强调史家认识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又严守历史主义的方法。焦循史学的“发现”,不惟有助于深化对乾嘉史学和《文史通义》早期传播史的认识,也不失为以“整体”视角推进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显著个案。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

18世纪中国史家王鸣盛主张把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作为治史鹄的 ,不赞成轻易褒贬历史 ,更反对脱离史实而驰骋议论 ;然而他在考史过程中却作了大量的议论 ,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宣称治史需要褒贬。当代学者中有人认为王鸣盛的议论褒贬是驰骋议论 ,和他的史学主张自相矛盾。本文通过考察王鸣盛的历史评论 ,认为其性质并不属于驰骋议论 ,对王氏治史“矛盾”之说提出商榷。

邵晋涵与宋史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邵晋涵对宋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却鲜为人知。他致力于重撰《宋史》，考证了大量宋史研究史料，清理宋史著作，为重撰《宋史》做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邵晋涵主张修史要有明确的史学宗旨，应褒扬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主张南北宋资料、著述比例要力求协调，应加强南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