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的版本观

在中国古文献学发展史上,乾嘉学者的版本观具有重要的价值。乾嘉学者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对文献版本有着通达的看法。他们重视旧本,认为旧本翻刻次数较少,较多保留了文献原貌,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并对明刻本中臆改、窜乱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对待宋版书方面,乾嘉学者推崇宋本,充分肯定宋本的精良,但他们从不盲信宋本,更不佞宋,而是理性地指出宋版书存在的问题,有着“求旧”与“求是”相统一的版本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乾嘉学者与清代江南私家藏书

乾嘉学者不仅在史学上有杰出贡献,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这个学派的学者大多为藏书家,其学问或谓学派的形成有赖于江南地区丰富的藏书。关注清代乾嘉学者与江南私家藏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中国藏书史的重要课题。

乾嘉学者论碑帖的选择——兼论清代尊碑抑帖理论的发轫

清代乾嘉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书法艺术的精辟见解,其中有关碑帖选择方面的论述,大都十分精彩。清代的尊碑抑帖理论,实发轫于赵翼、王昶、毕沅等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及其提出的明确意见,要比阮元早数十年。

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

乾嘉时期,学者们很重视彼此间的学术交往,其交往范围包括学界名人师长、学友及门生。学者们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交流对学者的学术声望有着巨大影响。学者所融入的学术交流网络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其学术声望也愈加显扬。反之,则往往默默无闻。在影响学者学术交往的诸多因素中,学者的个性爱好、交往能力以及所研究学术问题是否合乎时尚,起着关键作用。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论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清代乾嘉学者以治经研史为职志,治学之余兼论书法。治学上的崇古情结,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从而导致了他们"尚古"的书法审美主张,这是其一;他们尚古但不泥古,强调在传统的基础上出以自己的面目,这是其二。概括地说,"当为古人子孙,不当为古人奴隶",便是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试析乾嘉学者的文献研究与义理探索——以凌廷堪、阮元为中心

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为中坚,乾嘉汉学又以文献研究为最大特色。汉学家普遍重视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凌廷堪和阮元,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重视文献考据,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致力于阐发其中蕴含的圣人之道和儒家学说的原有涵义。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了乾嘉汉学从文献考据到义理阐发的学术路径,也深刻反映了乾嘉学者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义理探索的特色以及一代学术自身的局限。

乾嘉学者以古历推算史事年代的实践及其意义——以李锐等人对《召诰》日名问题的研究为中心

通过比较分析李锐、王鸣盛和江声等人对《尚书·召诰》日名问题的研究,阐明清代乾嘉学者以古历推算史事年代的实践、方法特点和意义。他们根据《召诰》《洛诰》等文本中的月相及相应日名,利用性质类似的古六历和《四分历》对周初历日进行推算,支持东汉经学家郑玄的结论。其中,王鸣盛和江声的推算比较简略;李锐则撰写专论,详考郑玄在其他经注中的历法计算,并依照经其校补的《四分历》术文,推算出周初史事年谱和部分月日谱。这种以古历推算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方法,对罗士琳、李善兰、汪曰桢等后来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乾嘉学者的书法观--以凌廷堪等学者为例

清代乾嘉学者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超古迈今的成就。乾嘉学者以学术研究为职志,主张以艺为末,以道为本,对于书法一艺表示不屑。文章考察了凌廷堪等乾嘉学者对于书法的态度,以期揭示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学者学术视野中的地位。

乾嘉学者论碑帖的临摹

清代乾嘉学者平生以治经研史为职志,学术活动之余,兼事书法艺术。他们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书法艺术的精辟见解,而有关学习书法的方法的论述,显得尤其丰富。文章对乾嘉学者有关临摹碑帖的理论主张进行了考察和讨论。

乾嘉学者的金石学研究

乾嘉学者是清代乾嘉年间一个庞大的学术群体,他们以治经研史为毕生职志。其中的许多人耽于金石搜访和金石研究,具体来讲,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兼涉书法,辨源流之升降。乾嘉学者在搜访金石、辨识文字、考稽史传等方面用功甚弘,并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果。

乾嘉学者的学术交流

乾嘉时期 ,学者通过交游、通信及其他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他们既重视向他人学习 ,又重视相互间的讨论与争鸣 ,并对学术争鸣的规范有一定的自觉。在交流中 ,达成了关于考据学地位的共识 ,确立了方法论 。

乾嘉学者《晋书》研究论析

唐修《晋书》存在着诸多问题与缺憾,但对它做系统全面的研究直至清代乾嘉时期才展开。乾嘉学者用较大精力对《晋书》作了注解、校正、增补及评议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后人研究《晋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梳理乾嘉学者研治《晋书》的成果,了解他们对《晋书》的校正所解决的具体问题,增补所扩展的材料范围,评论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对今人深化《晋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乾嘉学者张澍生年新辨

张澍是清朝乾嘉时期西北地区著名的学者,学术成就巨大。他一生官职卑微,却勤于笔耕,撰写了大量的诗文,编纂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金石文献资料,还致力于关陇文献的收集。关于张澍的生年问题,一直也存在着分歧。综合各方面的文献进行科学论证,确定了张澍的生年应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公元1781年)。

乾嘉学者经世致用思想探析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乾嘉学者缺乏经世致用的思想。学者们在专制主义的阴霾中借文字训诂和典章稽核自守,与经世全然无涉。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偏颇的观点,并非所有的乾嘉学者都是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情人民的疾苦,反对横征暴敛;揭露吏治腐败,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希望统治者崇儒重道,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对人口、河防等当时的社会问题给于更多的关注。

乾嘉学者张澍姓氏学刍论

乾嘉学者张澍为清代姓氏学的集大成者,他筚路蓝缕穷其一生研究中国历代姓氏,所著《姓氏五书》,体例严谨,珠玑贯穿,方法独到,既博且新,不但勤于辑撰,而且考证精审严密。张澍以独到的眼光,坚韧的毅力,广博的知识,娴熟的治学能力,对中国古代姓氏的错乱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系统性的厘清订正。其姓氏学研究不但具有创发性,而且学术价值及其影响极大。

论清代乾嘉学者的书法创作成就

清代乾嘉学者在学术上有彪炳千秋的巨大贡献,他们在治学之余,雅好书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不过,书法理论界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却素来没有太多的注意。现对乾嘉学者的书法艺术进行专文探讨,以期引起书界同仁对于乾嘉学者书法的重视。

风雅余事 陶冶性灵——乾嘉学者的书法实践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超古迈今的成就。他们在学术研究之余,雅好书法艺术。本文考察了这些学者对书法的态度及其学术活动之余的笔墨实践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学者心中的地位。

清乾嘉学者对《姚懿神道碑》的解读与探索

翻检史书,论及唐代宰相,有“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①的说法。众所周知,姚崇无疑是后代公认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前生后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