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

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王瑶与王元化,都是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拓展徽学视域 凸显乾嘉学风——《“皖派”学术与传承》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州文化的研究勃然兴起，徽学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学术整理和总结。徽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仅在学理层面上而言，我们就可以追溯至先秦的山越文化。而自南宋以后，徽州更是以”东南邹鲁”而享誉天下。可以说，从朱熹、朱升到戴震，以及由宋明理学而至清代考据学，清晰地显露出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与乾嘉学风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是清代王维诗文的注本,也被认为是古代王维作品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它在文献整理和考证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却是失败之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家角色的缺位,忽视注释学的学术特点;二是注释对象的失焦,忽视文学的特点。二者皆源自乾嘉学术理念的知识主义。

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乾嘉学风--《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代序

在为汪世清先生编著的《石涛诗录》所撰序言中,黄苗子先生称汪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偌大个京城,读书人成千上万,以黄先生的见识,能如此称誉,当属不易。然而,这位读书人一生低调,圈外人对他鲜有了解。汪世清先生1916年生于安徽歙县,1935年高中毕业后,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名校录取。他向往北京大学,但考虑到经济条件,遂选择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论乾嘉学风对徐灏训诂思想的影响

《说文解字注笺》是清代小学家徐灏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做的笺,其目的就是弥补"段注"的缺点,阐发"段注"的意旨,被时人誉为段玉裁之诤友、"说文学"研究领域之奇葩。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徐灏在笺注时广泛吸纳了当时各个学派的研究成果。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皖派学者注重文字、音韵、训诂的互求关系,因声求义、依形索义等研究方法,还可以看到吴派学者长于考据,注重借助钟鼎铭文等研究成果来考据文字的治学态度。徐灏博采众长、信而有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训诂学思想,为复举字和新附字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不迷信古人,不因循守旧,不囿于门派之说,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不仅是当时乾嘉学风的生动体现,更为我们今天研究"说文学"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

论乾嘉学风对近代史家的影响

乾嘉学派对史料广泛搜集、审慎考订的严谨学风，深深地影响着近代史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之所以成为一代史学宗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对乾嘉学风进行了合理杨弃，继承了其精华部分。

乾嘉学风之下书刻技艺的多重功能--以钱泳的身份塑造为例

在清乾嘉时期的学术风气之下,以书艺和碑帖镌刻能力见长的底层文人钱泳,在当世的金石考据之风、经学讲求之风及宗族观念兴盛的背景下,通过书刻技艺成功地为自己塑造出了“金石学者”“儒生”及“名门贤裔”等多重身份,显示出书刻技艺在艺术欣赏、书法传播、各类纪念性需求的满足等功能之外,在当世还有着身份建构的有效功能,进而深入历史书写,塑造着后世的历史认知。

论乾嘉学风与志怪“小说”——以《阅微草堂笔记》为线索

清代乾嘉学术兴盛之时,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创作也颇为繁荣。纪昀以粗陈梗概的叙事,将神怪叙事传统置于考据学风之中,形成了立说、辨证、旁究物理的所谓"著书者之笔"。受乾嘉学风的影响,《阅微草堂笔记》以治学问法而志怪,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著文的手段写志怪小说。大量寓言的运用,即以议论统摄故事的"著文法"。二是议论兼叙事。笔记突出了小说的个人见闻性质,降低了神怪故事的重要性和艺术价值。三是以神怪故事为事例,辨证立说的"道问学"精神。乾嘉之学重考据和"道问学"之精神,推动了《阅微草堂笔记》志怪与文人笔记的融合,由此产生了一部"子部小说"压卷之作,并为当代笔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学问与学风

当前社会的潮流是,写书的人多,做学问的人少。因此有必要重温"乾嘉学风",这是我国学术史上值得推崇和传承的高尚学风。现在要理解这种学风,应该不限于它严格的训诂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学人应遵循的人格规范和做学问的品德准则。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寻宝之旅”——《文史通义》的六大学术特色及其启示意义

在举国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时代条件下,研究者要勇于解放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文史通义》作为传统学术在理论领域树立的一座丰碑,回答了时代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出乾嘉时期的时代智慧。在研究方法上,章学诚贯彻“知人论世”和洞察其思想渊源的原则,《文史通义》体现出六大学术特色,即针砭繁琐考证,预示学风转变;探索历史哲学,阐发深邃哲理;改革历史编纂,影响后世;以“性”“情”言教育,倡导独立思考;彰显审美情趣,学术美文翘楚;辩证分析高手,直抵事物本质。《文史通义》凸显了章学诚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和历经坎坷凿“千年未凿之窦”的使命担当精神,因此,非常有必要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章学诚学术推向世界,增强文化自信。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清代文人禅宗观念的困惑与缺失——纪昀禅宗观念的视角

纪昀对禅宗观念的认识通过《阅微草堂笔记》和其诗文得以体现,对其思想观念分析可以从乾嘉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流向入手。单靠儒家的思想资源显然难以解决其内心困惑,因而又不得不借助于佛学资源。纪晓岚对禅宗的个人态度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乾嘉时代学术表面看正处于繁荣时期,然而浮华背后正是思想资源极度匮乏,而纪昀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

宏约深美 包古孕今——对沈宗骞人物传神论的再认识

沈宗骞的人物传神论与顾恺之的画论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沈宗骞在乾嘉学风影响下结合明清文艺,关注现实以及明清人物肖像画的实践积累,在理论上对"传神古法"作继承性的发扬,并有了新的理论突破,更使其有了现实可操作性。沈宗骞的传神论在20世纪并没有得到广泛重视。究其原因,是"西化"风潮影响了人们正常的文化判断。

清代学人论《抱朴子》

清代学人治学讲究实事求是、务求真解、学以致用,学风朴实。因此之故,清代学人对“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抱朴子外篇》普遍评价颇高,而对宣扬神仙学说、多显荒诞的《抱朴子内篇》评价很低。清代学人也注意到了《抱朴子》的文章风格与文学观念。此外,清代学人的治学观点、治学方法以及儒学思想对他们评价《抱朴子》也产生了影响。从清代学人对《抱朴子》的评价上,可以看出考据的方法与思想和义理有一定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