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枚与乾嘉戏曲作家的交往

作为乾嘉文坛的领袖人物,袁枚与当时的戏曲作家交往甚为广泛。这促成其戏曲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并借助题词、评点等行为对当时的戏曲创作和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袁枚与戏曲作家尤其是杂剧家的交往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其"诗"或"诗人"身份的显赫位置及其对戏曲的强烈挤压,戏曲创作和演出则更加趋向于成为人际交往或遣兴娱宾的工具。袁枚非常重视人际交往,其身居文化中心的空间位置优势,杰出的文学才华与年高寿永的生命长度等,也是促成其影响的有力元素。

乾嘉戏曲中的南明忠臣再现:瞿式耜与《鹤归来》

文章考察乾嘉之际书写南明忠臣瞿式耜的戏曲《鹤归来》。戏曲家瞿颉乃瞿式耜的六世族孙。文章考证其所取材的私家史料,并分析在乾隆晚期对明清易代文献流通与历史书写的控制下,戏曲家如何站在颂扬祖德、书写家族的角度,策略性地以正笔、侧笔、按语等不同方式,将其所知的“家庭遗事”(兼国事)与禁忌私史,剪裁揉并成可公开刊行、演出的剧本。乾嘉之际处于“乍暖还寒”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此剧浮现的家族史料及书写历史的方式,彰显着南明史重出水面的融冰过程。

李调元戏曲理论的雅俗之辩

乾嘉时期地方戏曲崛起,雅俗之辩成为戏曲理论的热点问题。李调元反对传统观念中以诗文为雅、以戏曲为俗的观点,认为文体无雅俗,应当从实际功用的角度来衡量文学的价值。戏曲是表演的艺术,李调元认为戏曲语言应该坚持当行本色,反对过度案头化的雅化,同时,他对过度俗化也提出了批评。在主题的选择上,李调元倾向于伦理教化的戏曲,反对诲淫诲盗、怪力乱神的创作倾向。

焦循戏曲理论的雅俗之辩

焦循是乾嘉学派的代表性学人,并非一味肯定作为俗文学的戏曲,而是在经学的视野中审视戏曲,花雅之分实为声腔之别,焦循不以声腔辨雅俗。焦循追求“雅正”的戏曲格调,这一追求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儒家诗教的延续,也是清廷“清真雅正”文化政策的体现。焦循的戏曲理论著作均为考证之作,带有浓重的知识色彩,是乾嘉考据学影响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的雅趣。焦循认为戏曲乃“造微之学”,能洞察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反映社会本质的“造微”之作与经学相通,为高雅之作,而娱乐消遣之作则为低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