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与乾嘉经学典范的重塑

毛奇龄是清初学界一位既极具社会影响而又是颇有争议的学者。自清人全祖望作《萧山毛检讨别传》 ,对他道德文章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乾嘉学者一般都研读其书 ,或暗袭其说 ,而对他的评价却持审慎的态度。乾嘉之际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通过对毛氏学术的重新定位 ,并推尊其为清学的首创者 ,从而导致了乾嘉经学典范的重塑 。

乾嘉经学与清代书学的知识化问题

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与乾嘉经学的这个内在转型相应,清代书学也在逐步转向知识化、学理化具体表现为以考据为书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逐渐打破了晋唐以来以主观感悟、品鉴为特色的心性论书学传统,形成了以客观求真、考辨为特色的知识论书学范式,是构建系统而完备的现代书学的基础,沟通古今的关键。需要辨清汉学与宋学影响下的不同的艺术思维模式,以及知识和人之才具、心性之间的对应、分合关系,来重新理解清代学术与艺术之间的张力,思考如何通过读书穷理和知识积累,尽可能地开掘和激发艺术家的主体性和创造力问题。在知识日趋专业化和碎片化的今天,乾嘉学术研究范式与学人心态对我们兼具警醒与启示意义。

乾嘉经学与之后书学小议

毫无疑问，欲了解中国艺术，不能不了解中国学术。因为中国艺术虽然也必须诉诸于视听功能（西方莱辛将艺术概分为视觉和听证艺术），但似乎这还远远不够。中国艺术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文、史、哲水乳交融，它的功能不像西方艺术那样以美为唯一或最高鹄的，它更追求“尽善尽美”（孔子），因此，当我们欲了解并深解中国艺术时，则必须涉及于“文化”。

乾嘉史学辨析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学风靡学界，考据之著述繁多如林。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以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史学，考据学成了乾嘉史学的代名词，乾嘉史学被概括为两种特征，一是考据，二是不问经世。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一是未能全面地观察乾嘉史学，二是把乾嘉经学与史学混为一谈。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从《论语正义》看乾嘉学者对“实学”解经方法论的变新

《论语正义》是乾嘉时期新义理学大兴后的产物。它虽坚持清初学者诠释经典时切实考证等"实学"特质,但受时代思潮的浸染,在对"实学"方法的应用中,发生了某些变异。一方面,它不断强调传统礼治思想的发扬,高扬"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倡导性情的道德观等;另一方面,它又试图破除汉学壁垒,流露出许多"宋学"的痕迹。在"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的指引下,《论语正义》不断凸显由"求是"而"求道"的解经理路,虽受到后人质疑,但其在实质上确实变新了原有的"实学"解经方法论。通过《论语正义》,可以管窥出该时代学者渴望凭借"人文实证主义"的新方法,重构以"道论"为核心的本体论,以对抗宋明理学的经学理念,以及仅依靠纯粹技术性的客观考证无法高效揭示主观性义理的考据式实学义理学方法论自身的内在紧张。

简述朱珪对乾嘉政治学术的影响

朱珪,字石君,与其兄朱筠并称"大兴二朱",著有《知足斋诗文集》。作为嘉庆帝师,官至安徽巡抚、户部尚书、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的要职,是集铨选、财政、文化等大权于一身的朝廷重臣,对嘉庆朝政施加了重要影响。又历任福建、浙江学政,会试考官,选拔和影响了一大批有学之士,推动乾嘉经学走向极盛。

清末民初曲阜地方金石志中书学生态谫论——以孔祥霖《曲阜碑碣考》为中心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看曲阜”,《曲阜碑碣考》是孔祥霖立足于清民之际曲阜现存碑碣进行的研究,不同于传统地方金石志的广、博,孔祥霖将目光集聚于曲阜,进行田野考察与文本研析并重的研究方法,推动曲阜金石志研究迈向精、深。孔祥霖此举不仅有利于以碑证史,而且为研究清末民初曲阜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手史实支撑。同时,在乾嘉经学的影响下,《曲阜碑碣考》的出现做到了以史考碑,为此历史环境下特殊的书学生态提供了研究切口。

乾嘉史风的经学渊源

清朝前期的史学,是以考据为特色的。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阎若璩等学者开始,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典籍的考据。到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乃至目的。当时的史学家以考据治史,不言近世,但攻古代,利用广博的辅助知识为古史订伪文、正谬误、补遗阙。

林庆彰教授经学研究述评

林庆彰,台湾台南县人,1948年10月生。文学博士。在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师从著名学者屈万里,得到良好的指导和培养。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兼职教授,《经学研究论丛》主编。从1978年5月写作《丰坊与姚士舞》算起,至今已出版专著6部,主编研究资料和目录10多种,翻译日本学者的经学专著《近代日本汉学家》、《经学史》、《论语思想史》,并有论文60多篇。

论常州词派生成之文化动因

常州词派崛起于清中叶的乾隆、嘉庆之交,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平心而论,该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并非士林领袖,文坛宗主,不过是一介穷儒,终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于嘉庆二年编成的《词选》一书,不过是课徒授词的普及读本,何以竟迅速不胜而走,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论词之文《词选序》一篇,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弁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居然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仅依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归于纯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