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论乾嘉诗坛

乾嘉诗坛在诗论主张上主要是沈德潜格调派和袁枚性灵派的对立．康熙雍正以后，武装反清势力已被彻底镇压，对思想的■制更加变本加厉。格调派和性灵派虽然针锋相对．但两者都不触犯统治者的利益，故都能为清廷所容忍，这种诗论和乾嘉时代的朴学，以及桐城派的文论和稍后常州派的词论，都是同一政治气候下的产物。乾嘉时代诗人众多，沈厉袁赵，将姚黄张，可称乾嘉八俊，此外的诗人尚多，钱载及其秀水派，岭南黎简宋湘，亦各有特色。但总的成就平平．远不如顺治康熙时代。

王鸣盛“学宋”与乾嘉诗坛趋势关系考论

王鸣盛是乾嘉时期的知名诗人,他早年论诗不分唐宋,追随沈德潜后,偏于学唐,注重学问,提倡雅正。受乾嘉诗坛风气及个人交游的影响,王鸣盛入京为官后提倡宋调、晚年复返唐音,这种变化与诗坛现实关系颇大。提倡宋调的经历客观上反映出诗坛对宋诗价值的认识日趋高涨,也体现出王鸣盛个人诗学拓展的诉求;复返唐调则是出于维护雅正传统,纠正诗坛片面学宋的弊病,均具有现实意义,体现出格调派诗学在清代中后期的演进轨迹。

洪亮吉和乾嘉诗坛

洪亮吉(1746—1809)是清中叶经学家、史学家、考据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作为诗人,他虽然在当时称不上第一流的大家,但有理论有创作,并和乾嘉时期各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研究洪亮吉,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乾嘉诗风的主要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乾嘉诗坛,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说嗣响未尽,袁枚倡导的性灵诗风盛极一时,而翁方纲又开出肌理一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洪亮吉的诗歌主张也留有各派的印记。提倡学古,以《三百篇》为最高境界,时见于洪亮吉的诗论中:“诗除《三百篇》外,即《古诗十九首》,亦时有化工之笔。”(《北江诗话》卷三)“余故谓魏、晋人诗,去《三百篇》未远。”(同上卷四)洪亮吉还自称“只我更饶怀古癖。

《乾嘉诗坛点将录》作者及成书时间补考

陈文述确为《乾嘉诗坛点将录》主创之一。据新出的《舒位年谱》,推定《乾嘉诗坛点将录》的成书时间应为嘉庆二十年八月至十月间。

“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与乾嘉诗坛关系探论

“吴中七子”是乾嘉时期重要的诗人群体,其诗学大体呈现出早年宗唐,中途不同程度沾染宋调,后期复返唐音三个阶段。他们主张分体论诗,取法对象以杜、韩、苏、陆等唐宋大家为宗,阅读学习对象下及标举雅正、融合唐宋之长的明清大家,视野开阔,在明清诗学大家的经典化接受上有较重要的贡献。这种取向同乾嘉时期唐宋诗学渐趋融合的背景有关,无论是中途的取法宋调,还是晚年的重返唐音,均是“吴中七子”面对诗坛风气变化及现实弊病作出的调整,有着较强的现实关切。梳理“吴中七子”的诗学取向,有助于完整理解乾嘉诗坛的多重面向。

全面梳理乾嘉诗坛风貌

乾嘉时期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流派的繁盛时期,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等诗歌理论并起,诗歌创作也是各随性情,整个诗坛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局面。但是对于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研究却稍有欠缺,甚至一些诗人的名字现在都鲜为人知,如乾嘉时期著名的性灵派诗人吴文博等。《乾嘉诗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的问世,填补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研究的空白。宏观视野和系统研究。《研究》以宏观视野集中展示了古今乾嘉诗坛格局的整体面貌。

《乾嘉诗坛点将录》版本考

《乾嘉诗坛点将录》长期以来以叶德辉辛亥刻本为通行本。自今人杨扬发现了“金丝玉壶斋”本后,世人始知有别本存世。然杨扬于此本的年代、性质判断似有偏差。梳理此书的版本异同及流传情况,以正本清源。

由《乾嘉诗坛点将录》看舒位的诗学观

"诗坛点将录"是清代诗坛比较盛行的批评方式。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也使用了点将的方法,寓庄于谐,随笔所至,不主故常,将乾嘉时期的诗人进行了品评排列。本文以《乾嘉诗坛点将录》为切入点,从其中的赞语及位次着手,对舒位的诗学观进行研究,最后得出舒位以性灵派为尊。舒位把《水浒传》中的英雄诨号与《乾嘉诗坛点将录》中的诗人相互联系,体现了小说文化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

《乾嘉詩壇點將録》(整理本)校讀札記

《双梅景合丛书》的整理殊有特色，可以作为古籍整理范式的积极有益的尝试。本文选取其中《乾嘉诗坛点将录》一种，利用原版影印本资料，就整理本的文字讹误和标点错乱问题提出讨论，藉为进一步整理此书的参考，也可为同类传统文献整理的旁证。

论清代乾嘉诗坛对汉代诗歌的接受

在唐宋诗之争的表象之下,清代乾嘉诗坛因受乾嘉学风和儒家诗教影响,从诗歌本体特质和教化功能两个方面,以诗话著作、诗歌拟作、选本选诗和考评笺释四种方式,推崇和张扬汉代诗歌,视其为诗学之典范,力图跳出诗学宗派之争的局囿,为清代诗学建构探寻可资借鉴的诗学资源。

法式善的诗学思想及其在乾嘉诗坛上的地位

清代乾嘉之际诗学昌明的表征之一,乃在理论批评的繁荣。自成格局的理论倡导不仅是诸派诗家鸿沟划界的依据,而且成为各自权威地位的确证。在民族文化双向交融的恢宏格局中,“主盟坛坫三十年”的蒙古族诗人与诗论家法式善,在对诗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发掘,对当时诗坛的评论思考,对自己创作经验的体会总结中。

法式善与乾嘉诗坛

在我们久已习惯于顺着“文字狱”高压下这一视角来描述清代乾嘉文化的所谓“畸形”发展的过程中,确乎忽略了这样一重显而易见的重要现象——民族文化在有清一代空前的历史交融。如果没有对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而形成的这一突出文化交融状况的充分把握,则还远谈不上对清代文化及其意义的全面描述和客观估价。也就是说,随着观照视角向各民族文化在清代特殊历史进程中交融的规模、方式和深度更多移转后。

法式善怀人组诗与乾嘉文坛生态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法式善诗歌创作宏富,其中怀人诗篇在其全部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推究法式善的怀人诗作,就创作数量而言为乾嘉诗人之首,就题材内容而言蕴含着诗史之精神;而究其组诗创作生成的原因,除却诗坛创作风气的因素外,亦离不开法式善自身的个性情怀与仕宦经历的影响。

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与乾嘉文人心态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李调元的唱和赠答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尤其是仕宦京师时期的唱和赠答诗,表现了李调元与乾嘉政坛士人频繁往来的情状,反映了李调元的人际关系和交际心态,且呈现出以气运词、气势充沛,爽朗畅达、真率自然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李调元京师唱和赠答诗的考察,能够深入认识李调元的仕宦心理和乾嘉诗坛文人的心态。

清中叶诗坛的“布衣权”现象:以王豫及其诗学活动为中心

清中叶是布衣文学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布衣诗人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引领一时坛坫者。丹徒诗人王豫出自基层文学世家,后改籍江都。他绝意仕进,以布衣终老,在性灵诗风笼罩的乾嘉诗坛,王豫坚守格调阵营,诗宗王孟、李白,恪守摹古,力返雅正。他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在翠屏洲、焦山等山水名胜经营了诸多文学场域。王豫广交各阶层诗友,他立足布衣基层,结交风雅名宦,兼顾方外、闺秀诗人阵营,并以布衣之身,操持选政,编纂了诸多诗学文献,影响深远。王豫及其诗学活动为研讨"布衣权"的产生背景、行使过程与影响范围均提供了典型个案。

浣花诗坛点将录

诗坛之有点将录,始于清人舒位之《乾嘉诗坛点将录》,近人汪国垣之《光宣诗坛点将录》继之,范铺之《当代诗坛点将录》又继之。借说部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与东林点将属于政治罗织者殊科。舒、汪点将,综一百零八员天罡地煞之数,且冠以旧头领托塔天王一员,实为一百零九人。

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

翁方纲能在乾嘉诗坛成为继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除他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乾隆帝暗中扶持密切相关。其中一主要原因在于他有意识地极力宣扬、发挥乾隆帝"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成为传播"忠孝论"的马前卒。是以关于翁方纲诗学思想,如果说"肌理说"是明面上的重要诗说,"忠孝观"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基础。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