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乾隆《重修岱庙记》碑考释

乾隆《重修岱庙记》碑为岱庙现存唯一一通满汉合璧碑刻,碑文为乾隆皇帝御制御书,对清代未行封禅之举的原因做了交代;在考证岱庙创建历史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岱庙在历代皇家的地位,并阐明了重修岱庙的原因。岱庙所在地区并非满族集聚区,也不是政治权力中心,乾隆皇帝在此敕建满汉合璧碑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民族交流,而且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意图,折射出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志、民族关系策略等多方面的信息。乾隆《重修岱庙记》碑是清朝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珍贵史料。

元虞城县《重修宣圣庙记碑》及相关问题初探

2018年河南虞城县发现元代石碑——《重修宣圣庙记碑》,检索已经著录的石刻文献和地方志发现该通碑刻属于新出现的石刻史料。该通碑刻详细记载了元至正十五年虞城县重修宣圣庙始末,为研究元末地方庙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此外,这通碑刻所载元代官员题名,对研究元末地方官制的变化亦具有重要作用。

丽水县民国《重修文庙记碑》考

处州孔庙自唐创建以来,经历代主政者多次维修与扩建,到清末规模蔚为壮观。本文试从1918年丽水县重修文庙记碑入手,借助古籍、文献资料来分析碑文,以考证处州孔庙旧貌、部分相关历史人物及史实。

敦煌莫高窟皇庆寺营建时代再探

皇庆寺是西夏时期位于敦煌莫高窟的一所重要寺院。乾祐二十年(1189)仁宗嵬名仁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西夏举行修盖寺舍,印施佛经等重大佛事活动。借此殊胜时机,敦煌以嵬名智海、翟嵬名九等人为代表的佛教领袖在莫高窟营建皇庆寺为仁宗皇帝庆贺,寺院于乾祐二十二年辛亥年(1191)六月二十四日前竣工,后毁于蒙古攻占沙州的战乱中。元末至正十年(1350)速来蛮西宁王出资重修皇庆寺,至正十一年速来蛮去世,寺院完工后,负责具体营建工作的僧人守朗刻制《重修皇庆寺记》碑以示纪念。

北京西山的两块修路运煤碑

从元明以来,北京城居民燃料以煤为主."京师百万家皆以石煤为薪".如此众多的人口,再加上皇宫、驻防的兵丁,以及较为繁盛的手工业,其用煤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当时,这些煤炭全部来自西山矿区,即门头沟、房山一带.

蒲槃生平再考——兼与邹宗良先生商榷

先前,笔者以《蒲槃生平考略》《蒲槃为子析箸》考得蒲槃生于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卒于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及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季春主持诸子析箸。邹宗良先生以《蒲槃生平考辨》提出异议及指教,认为予拙文考论多有脱离文献记载的推测之辞,且一些说法不够审慎。笔者认为,研究者有责任依据相关史料厘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与邹先生商榷。故再次作文以深入考论分析,期还事实真相。笔者将蒲家《重修七圣庙碑》所刊碑记与《族谱》所载蒲松龄为其父蒲槃所撰小传云及《三续淄川县志》所载蒲立德为其曾祖蒲槃小传所云,分析三者的史料作用,析出三者间的异同之距,认为《三续淄川县志》中蒲立德为其曾祖小传有误记之嫌。

李东阳佚作补考

李东阳,明茶陵派领袖,杨士奇之后"以文章领袖缙绅者"一人而已,声名远扬。东阳著述颇丰,生前编订了其诗文作品即《怀麓堂集》,经后世多次再版,2008年《湖湘文库》的《李东阳集1—4》尽可能全面的收录了其致仕前后的作品,然笔者在考证之余,发现不见于此集的《(大名府)重修庙学记》《门侯水利(碑)记》,该佚文两篇,对了解其交友活动和文学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代钱世勲北镇庙碑文考

钱世勲在锦州府广宁县任知县期间撰写了《万寿碑亭记》和《重修北镇禅林记》。本文主要对这两篇碑文进行校考,考证钱世勲的籍贯、仕历和碑文书法,并研究两碑的书法艺术特点,以期引起公众对北镇庙碑刻更多的关注。

“刘从乂”与“刘从义”小考

西安碑林藏有五代后周显德五年《重修文昌台记》、北宋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庙记》和建隆四年《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三种碑版,《金石萃编》卷121又著录有时存西安府咸宁县之五代后周显德二年《大周广慈禅院记》残碑一种,这四篇刻立于长安的碑文,其撰者均署名'刘从乂'。按:'刘从乂',后人或以为即《宋史》卷439及明代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69有传之'刘从义'。如《关中金石记》认定'当即其人',《金石萃编》以为'或是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