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固原营兵劫掠案及其影响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固原发生了兵丁因操演过严及粮饷发放迟缓而引发的"营兵纠众夜劫提督并抢掠铺户案(简称‘营兵劫掠案’)"。这原本是由于清廷弊政而导致的诸多事件中的一例,但由于固原是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且固原营兵中有相当多的回族士兵,致使这一事件被广西提督豆斌等地方官吏歪曲为是由于"其中大半回民"而发起的"夺门闹市案"。对此事件的处理,不仅关乎固原地方的稳定,也关乎清政府对回族的基本政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处理对策及其影响进行考述。

福建巡抚周学健与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

明清时期,福安是天主教传教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交织的地区,教案发生频繁。其中,乾隆十一年(1746年)福安教案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福建巡抚周学健是审理这起教案的主要官员,他的言行直接影响到乾隆帝的禁教政策。本文拟以周学健为切入点,以清代档案等史料为依据,对这起教案进行分析。

蒙古《喀尔喀济鲁姆》乾隆十一年法研究

《喀尔喀济鲁姆》之乾隆十一年法是反映清朝蒙古律与喀尔喀习惯法关系的一则重要法规。雍正末至乾隆初年,随着清朝对喀尔喀统治的加强,蒙古律盗贼例得以全面贯彻实施。喀尔喀王公为解决由此而引发的盗贼赔偿与解送问题,在未经清廷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乾隆十一年法,恢复蒙古律旧例的同时,补入喀尔喀习惯法,对蒙古律进行了变通处理。"喀尔喀四部副将军所定法规"与乾隆十一年法性质迥异,二者并非同一法规。前者来源于喀尔喀习惯法,作为惩治牲畜偷盗犯的法规长期被喀尔喀王公私下采用。这两则法规分别代表喀尔喀王公出于自身利益与现实需求,以变通处理与因循旧习的方式应对清朝蒙古律。这两种方式既彰显了蒙古律在喀尔喀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反映出与蒙古律相抵触的喀尔喀习惯法仍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喀尔喀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乾隆与三希堂

我在收集乾隆的题跋、收藏资料的时候,时常碰到丙寅年,这个丙寅年是乾隆十一年(1746)我常常说,其实乾隆皇帝才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创办人。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很多画,很多器物都是他收集来的。在所有历代皇家的教育里面,我认为清代的皇家教育是很齐备的,来训练这些未来的继承人文武双全。所以,乾隆在做皇帝之前已经是“皇帝先修班博士后”毕业,青年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