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本《归德府志》编纂研究

归德府即今商丘市,目前能够见到的《归德府志》有四种版本,其中乾隆十九年(1754年)陈锡辂修订的版本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并因商丘北临黄河,境内地势平坦,水患尤重,所以着重记载水利一略,成为该版本的一大特点。笔者通过对乾隆本《归德府志》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的分析,总结出其在记载水利方面的优点,以及前志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乾隆本《归德府志》在体例上继承并发展了自清代前期以来的志书编纂的方法,并且在记载内容上的也更具实用性,是商丘地区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史志资料。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探究

玉器是展现一个朝代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器物。清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朝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朝代玉器特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大量优质材料工艺精美的仿古玉器的出现;第二,乾隆朝时满族特色的玉器较多,统治者对此还加以等级规范;第三,人们对外来玉器持包容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来说,了解玉器的风格和纹饰也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审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乾隆时期的玉器入手,从特色玉器中探讨其材料、工艺、纹样等方面的视觉解析,以此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乾隆时期审美形成的原因,来论述乾隆时期玉器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旨在传播乾隆玉器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的寻找与定位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千古大功”到“靡费帑项”——清乾隆时期的金沙江疏浚工程

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长达77.4米,描绘了清乾隆时期金沙江自云南东川府至四川叙州府流域的滩形水势和沿途场景,图中每滩上方均配有图说,简要标记了滩名、与上下两滩距离及滩险水势,由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乾隆七年(1742)汇报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奏折中进呈,是迄今已知最长的中文古地图。

乾隆朝满大学士入值军机群体探析

乾隆朝满大学士在入值军机人数和时间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这和军机处的规范以及乾隆帝“首崇满洲”的用人倾向等因素相关,当然该群体的个人素质和身世背景也很重要。乾隆朝入值军机的满大学士共9位,都是家世显赫的旗籍官员,有军功和地方治理的经历,在乾隆朝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乾隆皇家园林中的“方池水庭”初探

“方池水庭”是乾隆时期皇家园林中流行的一种以方池作为园林殿庭水景的理水模式,是乾隆帝个人营园思想主导下皇家园林方池审美复兴、精神文人化的产物。在乾隆一朝御苑建设盛极一时的背景下,方池景观在审美层面接续发展,在设计层面推陈出新,突破了传统士流园林欣赏的一般境界,各种方池庭院成为乾隆帝本人营造精神空间、昭示个人政治理想的绝佳载体。通过对乾隆一朝可考的“方池水庭”景观案例的考察,结合清代御制诗文和样式雷图档等资料,探讨乾隆朝御苑池庭景观的独特审美价值和背后的形成演变动因。

从圣地再造与母题重构看乾隆帝的佛教建筑设计观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开始改造雍和宫,以阐福寺大雄宝殿为基础新建万福等三阁,实则二者皆源于以巨像高阁为特征的“隆兴意象”,亦即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和二耳阁。此后,“隆兴意象”又和西藏表征须弥世界的桑耶寺式布局结合到一起,产生了须弥灵境和普宁寺。这一环环相扣的系列工程充分展现出乾隆帝在进行佛教物质文化创造时的一种模式,即将汉、藏等地佛教历史上具有特殊政治、宗教意涵的圣迹作为母题加以重构、再现,进而迭代、增益,由此创造出一系列蕴含丰富政治和文化隐喻的佛教文化景观。从思想动机上看,这些佛教工程无一不彰显着乾隆帝以中华自居的身份认同和对皇权正统的自我宣示,同时也是乾隆帝期冀借助佛教将多元文化和政治传统统摄于一体,整合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具象化体现。

乾隆时期督抚题调制度谫论

乾隆时期,清廷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督抚题调制度,乾隆帝一方面出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在构建稳定制度体系的同时也给予督抚一定合理的运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题调制度较大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督抚题调权力的行使,也被置于吏部核查的制度之下,呈现出皇帝、督抚、吏部三者之间权力交织、相互博弈的政治格局。随着督抚用人环境日渐紧张,乾隆初期构建的相对有序的督抚题调制度也日渐被破坏,“率请捐复”“私下调署”之风愈演愈烈,成为清代后期地方督抚势力上升的一个重要诱因。

博采、捉刀或抒意:乾隆帝书画题跋方式探赜

乾隆皇帝对书画的嗜尚,不仅体现在藏品上随处可见的钤印,亦见于其所题就的大量御诗与考据跋文。然今人论及乾隆的题跋行为,往往容易产生其乃随性而为且无规律可循的刻板印象,实则并非如此。本文将依托史料与墨迹,围绕内容类别、画面形式、参与人群、书写手段等展开探讨,分析乾隆皇帝进行书画题跋活动的主要方式。

韦斯顿与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英译与传播

韦斯顿1810年在伦敦翻译出版的The Conquest of the Miao-Tse,An Imperial Poem by Kien Lung是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第一个英译本。译本的中文诗稿来自小斯当东的父亲购买的法国传教士手稿。韦斯顿的翻译工作是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的。译本对诗歌创作背景的介绍有误,字面释义错误较多,但大部分章节的大意翻译是准确的。译本体现了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试图通过直译汉语文献了解真实中国的决心和努力,为英语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能够呈现乾隆诗歌风格的汉诗样本,也为学界了解中国古代字典的西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与史料价值

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是威海卫最后一部志书。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被裁撤并入文登县。邑人郭文大出于为乡邦存信史的文化自觉,独自纂修卫志。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过程十分曲折,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乾隆《威海卫志》在体例方面效仿康熙《文登县志》,采用纲目体,辖十门六十八目;在内容上,增补康熙《威海卫志》的阙略,侧重载录与卫城有关之事。是志对研究明清威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及卫所制度演变等颇有裨益。

英方视角下的盛清气象: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华的“盛世”观感

“乾隆盛世”可谓清朝的全盛阶段,但这幅宏大的盛世画卷所隐藏的衰颓之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使华而为西方殖民者所窥探,从而对西方传统的中国印象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希冀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取消贸易限制和禁令,开放中国市场,以顺应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需求与扩张态势,却为乾隆帝所拒绝。马戛尔尼虽然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预期效果,却以此为契机窥探到了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进而勘破清朝外强中干的实质,为数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充分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制作与象征:清代乾隆御书瓷器研究

通过梳理清宫档案及相关作品,总结出乾隆御书瓷器的烧造流程,及不同情况下御书瓷器内容和样式的钦定程序,归纳出乾隆参与书写和样式审定、参与样式审定、按旨意直接烧造、按旨意刻制等四类情况。瓷器上的御书以楷书为主,且多体兼备,书风典雅醇正,以适用于庄重场合;乾隆将纸上书法的视觉特征和要素移入到御书瓷器中,达到诗书画印与瓷器的完美融合,从而展示自己高超的文学艺术造诣。瓷器是乾隆行乐图中的重要意象,乾隆又亲自参与设计,因为瓷器是承载文人风雅的器物,可以彰显其审美品格。乾隆对于古代瓷器的御诗题刻和对瓷器烧造过程的大量干预,体现出他作为帝王之尊的权威,并刻意塑造精通汉文化的儒者形象,以争取在历史中占据崇高地位。

志与趣: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的帝王设计趣旨

南京博物院藏有大量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种类齐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瓷器、丝织品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文物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与艺术鉴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物设计精巧,更是匠人们的巧夺天工,也颇具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南京博物院藏御制诗文玉册、扇面为个案,分析乾隆皇帝的治国志向与文人雅趣在这类文物制作中的体现,并浅析其中的工艺之美,进而突显盛清时代的宫廷设计趣旨。

清乾隆时期行政文书藏文翻译特点考析——以《多仁班智达传》为例

随着清朝行政文书翻译人才培养和相关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乾隆时期清政府培养的翻译人才逐渐成为翻译主力,除章嘉活佛等特殊身份者外,僧人逐渐淡出行政文书翻译舞台,与此同时,行政文书翻译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以18世纪藏族著名历史人物传记《多仁班智达传》中引用的雍正九年(1731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道翻译敕谕为例,分析研究清乾隆时期行政文书的藏文翻译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乾隆时期“老少盐”盐业政策的阶层态度差异

清乾隆时期,为宏达圣恩,匡救贫难,推行“老少盐”政策,出台伊始直至废除各阶层反响不一,统治者与民众持赞成态度,官员则衍生为支持、驳斥两派,致使社会各地执行力度千差万别。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地区差异、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密切关联。阶层的态度差异不仅彰显了各地域之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也表现了政策之下阶层利益诉求的排斥性与对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