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学理逻辑:以近代以来体用关系为线索

“体用”关系贯穿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发展,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学理逻辑主线。回顾百年中国学术史,“古今中西之争”围绕“体用”关系展开,这集中表现在两个转变上:一是面临三千年之大变局的“天下—中国”世界观遭受挑战,中华文明内部的“夷夏之辨”转变为中西关系的“体用之辩”;二是“体用之辩”从中国哲学的“道器”“理气”“心物”形而上学层面,转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论争,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中西各有体用”等不同主张。但是,在传统文化视域中,无法破解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基础。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格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中国传统“体用”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赋予了“体用”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存本体论基础,同时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存废之争及其启示

鉴于“肯定性行动”取消导致弱势群体录取比例下降、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筛选功能需求降低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利益受到影响,美国众多院校不再强制要求学生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这一招生政策的调整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存废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持否定观点者质疑SAT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认为标准化考试成绩和考生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等;持肯定观点者认为,SAT成绩是美国绝大部分高校开展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顾美国SAT存废之争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这一论争的深层原因,为我国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欧阳修与濮议之争新论

追奉宋英宗生父濮安懿王使用何典,执政派与台谏派展开了激烈论辩。台谏派依据纲纪礼法、皇权合法性等原则,主张英宗称其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执政派则以人情论为理论基础,对经典的理解不依傍汉唐经传而自我发明,解释《仪礼》中“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主张称皇考。濮议之争表面以执政派胜利而终结,但欧阳修因被误认为执政派的首议者,遭到公议的排斥,其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提前终结,成为濮议最大的受害者。欧阳修以及执政派对濮议之争走向的不确定性未有充分预估,在论辩中丧失了先机。欧阳修以及执政派之所以坚持主张称亲,是因为他们认为称皇考或亲既有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且符合其同情英宗的心理,欲借此帮助英宗建立心理安全。欧阳修遭到台谏派最激烈的攻击,既因为他是执政派的代言人,又与其高度的学术自信和偏执的性格有关。

熙宁变法中的道学之争及审美转向

熙宁变法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北宋风起云涌的儒家思想内部的一次激烈冲突,主要是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之间的矛盾。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变法的政治冲突,或者是具体的学术之争,但通过对二者思想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二者有同有异:异者,是关于“道”与“术”的关系,或者说“道”为一还是为二;同者,都致力于性命道德的追求。变法及其失败对于洛学以及南宋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奠定了两宋之际文化转向的雏形。北宋前中期士人关于审美的焦虑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消解,“道”成为审美的标准,这也是南宋美学转向内在的根本原因。

陈亮“事功之学”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以重思“朱陈之争”为中心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西方哲学起源与哲学史重构——文明比较与古今之争视野下的探析

西方哲学史的书写存在诸多范式,重写西方哲学史首先应注意到,西方哲学思想如何为过度的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强力主义等提供理论资源。其次是关注古代地中海文明尤其是近东和埃及文明对西方哲学起源的深刻影响,考察早期希腊哲学关于宇宙、本原、灵魂、政治秩序的看法与东方文明的紧密关系,以破解单一文明中心论的叙事逻辑。最后是从古今之争的视野出发,完整呈现西方古今哲人在理解重要哲学议题上的纷争,及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政制设计、道德意识、人性认知、文明构建等,从而看清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

语言问题是非洲现代英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表面上,非洲文学的语言论争是关于使用英语等欧洲语言还是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论战,但它包含语言媒介与非洲审美经验表达、英语与民族团结、文化认同、非洲文学向谁言说等多重维度。它的实质是语言政治和文学功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位于论争两端的阿契贝和恩古吉的分歧,不单纯是语言选择的问题。它反映了两人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折射出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文化精英对独立后社会未来和共同体的不同想象。

新时代新征程怎样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①这个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从历史演进的维度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历史课题的新要求。“古今中西之争”源于近代中国社会衰败而引起的文化冲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军事武器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从“止争”到“货殖”:大国铸造的长城商贸法制度因素解释

古代中华文明暨长城文明的辐射区域内,中国古人在道法自然中参悟天地人三才之道,400mm等降水量线浑然天成,成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无形之边,长城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围绕这条“无形之边”发生过的无数“定纷止争”“此消彼长”的具象化。长城的“止争”功能使得400mm等降水量线两侧的部族,只能通过彼此都能接受的对价以“非攻”的形式交换彼此的资源,即将长城两侧的资源禀赋差异转化为“止争”和“非攻”制度意义上的常态贸易;常态贸易需求孕育了从事商贸的部族出现,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长城沿线的地理空间。大规模的常态贸易、人口聚集和城市的出现,长城的军事功能逐渐褪色,长城所构造的公共物品意义愈加凸显。长城商贸法制度因素不仅体现为“止争”,还包括政府参与调控商贸活动实现“货殖”治理目标等更广泛的公共物品,从而使得在古代中华文明辐射区域内形成多种生产力、多种生产方式、多元民族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

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诸子百家之说形成和奠立了影响深远且丰富多元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儒法之争尤其具有典范性的思想意义,其思想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或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人类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境况的认识和理解迥然有异,对治国为政之道的认识和理解截然有别。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治国为政中,法治与德治两者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理性信仰如何可能?——论康德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

通过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康德批判了雅各比和魏岑曼在信仰上的狂热主张和门德尔松的独断的常识信仰主张,并进一步说明了理性何以作为信仰的权威。虽然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不能自身局限性而否认上帝的实在性;虽然一个道德的上帝理念是由实践理性悬设而来,目的在于满足实践理性的主观实践意图,但这一理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出于对人的神圣性的彰显以及对实践荒谬困境的避免,悬设作为至善的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

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寻找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由进化论背景到唯物史观视域,这一争论的演进逐步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经过了长期努力,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的贡献尤为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目标的确立、“文化生命体”的现代文明观的确立和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形成人类文明共识体等方面,为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

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

古今中西之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二维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古今之争、中西之辩两个维度。“中国式”主要回答了这一“现代化”何以是中国的、为何不是西方的,有力回应了中西之争;“现代化”主要回答了这一“中国式”何以是现代的、为何不是古代的,有力回应了古今之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创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以中国共产党为统领、以人民群众为依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争夺控制权应守好底线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控制权争夺各方都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避免对上市公司实际经营运作产生负面影响。而要提高A股市场并购运行效率,建议仲裁机构、证交所或证监部门可对收购纠纷进行事中调解一家名叫“科林电气”的输配电设备上市公司,近来出现了控制权之争的苗头。其中一方是以公司董事长张成锁为代表的高管团队,另一方则是海信集团旗下的海信网能。笔者认为,控制权之争应以和为贵。

《春秋》决狱与复仇讨贼——明季“红丸案”引发的经学论争

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继位后颇有革新气象,但服用“红丸”后暴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经义,追究方从哲弑君之罪。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其间亦有引经义为佐证者。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晋唐之际“潘陆之争”演变论

长期以来的“潘陆”研究基本囿于“潘陆”文学方面的考察而无旁涉,其实“潘陆”之间,不仅有地理上的南北对峙,更有观念上的南北对立,加之二人嫌隙也与南北对抗有关,所以从陆机入洛开始,“潘陆”之间便展开了“潘陆之争”。随着西晋灭亡而转入东晋南北朝,南北政权由“力争武功”转为“力争文统”,“潘陆”分别被南北政权视为各自的文统,从而开启了新一轮的“潘陆之争”。这场南北文统意义上的“潘陆之争”旷日持久,直到北朝“新陆机”温子升被梁武帝所推崇才宣告终结。此后,南北文学在新中心和新陆机的共同引领下开始交互融合,衍生出了隋唐大一统时代的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