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

万历年间册立太子之争被称为"争国本",围绕册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万历与廷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博弈。整个事件由廷臣温和的建议开始,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至于谣言四起,最后借助太后的力量得以解决,按祖制皇长子朱常洵被册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洛受封福王。争国本是认识明朝政治运作的典型样本,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明代“争国本”事件新探

明神宗年间,由于"争国本"一事,神宗与大臣们就长子的册立问题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而这一事件最终以神宗长子常洛继位结束。争国本从表面上看来是皇位继承问题,而事实上却反映了皇权的受限以及大臣的利益纠葛。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

万历国本之争是影响晚明政局的大事,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内一通万历二十年三月的《东岳庙碑记》透露出以往未曾关注的郑贵妃一派更多的信息。立碑之时国本未定,而碑文中却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号,撰者为当时与国本争端大有干系的礼部尚书、大学士王锡爵,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惧失上指"而"奉诏拟谕旨",欲行"三王并封"之礼相联系,不难看出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是一时糊涂或是中了郑贵妃一方的暗算,他本有支持万历帝立幼之意,但"三王并封"之议一出,招致满朝批判,王锡爵为明哲保身,毅然退出继而又在群臣的压力下上疏支持立长以挽回声望。而郑氏的亲信宦官们却继续活动,在极尽人谋的同时,亦乞求神明的庇佑,相应地"皇三太子"说法又出现于泰山三阳观太监所修的醮记碑文中,寺庙成为展现明朝宫廷内外国本之争的另一场所。而阁臣与宦官在国本之争中的表现亦成为明代阁臣与宦官参与政治权力运转及政治斗争的一个鲜活个案。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阳明后学杨东明的经世实践与地方讲学探析

河南虞城的杨东明是万历时期的士大夫,也是阳明学的第四代弟子。仕宦时期,他选择就国本等重要问题直言上疏,为明神宗所不喜,并卷入到党争当中。致仕后他在乡里积极地从事实践活动,捐助灾民,修建学校。他组织的同善会是明代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其组织形式相较于官方救济组织和后世的民间慈善组织都尚显松散,但为后世慈善组织提供了先例。他致力于重振河南地区的讲学活动,但也受到了当时学者的批评。他创办的兴学会在时间与地域上有力填补了晚明河南讲学的空白,后因政治原因而停办。他在“得君行道”失败后转向“助民”“觉士”的路线,在救助百姓与维系地方秩序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无力阻止晚明河南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问题,最终地方上趋于失序。

试析晚明困局与困局中的叶向高

经历200余年后,明王朝进入了明神宗万历时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明亡始于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可谓千疮百孔,官场腐败充斥,基层暴政肆行,内忧外患,突出反映在:一是财政危机,一是皇帝怠朝,一是政治危机,一是辽东战事。而在万历、天启两朝为相的叶向高面对如此困境,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尽一己之力扶持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直至心力憔悴。

独相叶向高主政重抓大事

经历了200余年的明王朝到神宗(1573—1620年在位,年号'万历')时已经是风雨飘摇,在困局中苦苦挣扎。支撑这一困局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叶向高。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太子”接班的历史殷鉴

将多个潜在继任者放在重要的岗位上试一试,田忌赛马,能力高低不久就能鉴定出来。但人品的甄别要难得多。如果实行明确的接班计划,对于甄别这个继任者的人品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其对自己真实人品的掩饰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两千一百余年间,各王朝就像走马灯,其兴也骤,其亡也速。比方说南朝时期,短短169年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和24位帝王,

明代首辅王锡爵与“三王并封”

"国本之争"是万历皇帝在位时期君臣争论的重要问题。万历二十一年,时任首辅的王锡爵顺从了万历皇帝提出的"三王并封",使朝中众多大臣质疑其谀君。而明朝当时正值大举出兵救援朝鲜之时,王锡爵顺从"三王并封"之提议有益于缓和君臣矛盾,为得到万历皇帝信任、赢得援朝战争并继续劝立太子打下基础,是因时之策。

万历“国本之争”与徽派版画的传播——以《养正图解》为中心

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徽派版画风格以《养正图解》的刊刻为契机,打入了以金陵画派为主流的金陵刻书市场,使得晚明版画风格进一步向徽派演变,而这一契机背后又与晚明朝政格局尤其万历'国本之争'牵连甚大。

一幅不起眼的册页山水隐藏着一次私密之旅——兼论董其昌的“干冬景”风格

万历辛卯（1591）秋,座师许国在＂争国本＂事件中被迫致仕,董其昌就这次政治变故的态度究竟如何,目前缺乏明确的记载。《纪游图册》第十九开的《西兴暮雪》一作值得重视,不仅寥寥数语的跋文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而且荒寒的雪景意象对现实政治境遇带有很强的隐喻性。董其昌翰林院期间的＂干冬景＂风格,亦蕴含着一份＂得君行道＂的政治诉求。

述石印明万历刻本《观世音感应灵课》

明朝万历帝王皇后在万历二十年刊刻的《观世音感应灵课》,附有王皇后的一篇刊刻题记。《观世音感应灵课》的万历原刻本,今未见著录,或者已经佚失不传,亦未可知。本文使用民国徐乃昌影印本,通过分析相关历史事实,指出这篇题记反映了在“争国本”事件中,王皇后所处的危险境地及其心态,是研究“争国本”事件一份难得的资料。

南京图书馆藏《文肃公残稿》初探

南京图书馆藏有《文肃公残稿》一册,是明人王锡爵文集刊刻系统外罕见的抄本,提供了大量通行本所没有的信息.该抄本与通行本的共有篇目主要是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就立储一事所上疏,然两者存在不少异文,从抄本中可见其谏言更丰富的样貌,从而为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的研究提供更多新材料,并能探知进谏背后更多的细节,这是阅读使用王锡爵文集时所必须参考的.从抄本收录的刊本中未见之佚篇,可获得有关王锡爵对人对事的更多评论,亦可感受到万历朝政坛之险恶、社会局势之复杂.

董其昌“坐失执政意”真实原因探考

董其昌于万历戊戌年(1598年)出任皇长子朱常洛讲官,时隔数月就出人意料地"坐失执政意"。"雅善盘礡"之弹劾只是表面借口,深层原因与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有着必然关联。万历辛卯年(1591年)八月的"争国本"事件,激化了申时行与董其昌座师许国之间的矛盾,二人致仕后党争局面初步形成,为董氏"坐失执政意"埋下政治隐患。万历丁酉年(1597年),许国的另一位学生焦竑受到政敌诬陷而引发"科场案"。这次政治斗争暗示董其昌"坐失执政意"应属必然结局。"雅善盘礡"之弹劾亦可作为当今学界对董其昌"朝服山人"形象误解之根源所在。此种理解忽视了其虽"逸其身"却"不悖于道"的士大夫品质。

何当送归夜,风雪满西楼——董其昌《西兴暮雪》背后的政治隐情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最后一开上的《西兴暮雪》,是董其昌现存有纪年作品中最早的一件,也是其唯一带有自然主义风格的雪景山水。画作上寥寥数语的跋文隐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荒寒的雪景意象亦带有很强的政治隐喻性。

明十三陵探幽

一位奥地利朋友来北京,除了故宫长城,要去的就是明十三陵,于是我陪他参观了其中的长陵与定陵。明朝凡16帝,除去在南京孝陵的朱元璋、失国无陵的建文帝以及遭兄夺回皇位的代宗景泰帝,13个皇帝的陵园都在这里。光宗即位一个月便去世了,用的是因景泰帝废弃的陵园;崇祯还来不及修陵便亡国了,李自成便将之安葬在了一个妃子的墓地。在陵园的入口。

明代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赵中男主编的《明代宫廷政治史》,共83万字,2015年11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明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促进明史和中国古代宫廷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突出特点。首先,厘清了'明代宫廷政治史'的基本概念。该书绪论说:'宫廷政治是君主制时代特有的政治领域和现象,主要指宫廷及相关场域中发生的围绕君主及其亲族的制度设置和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