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地与空间权威运作--一个土地政策视角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机制的解释框架

提出了以"争夺和实现土地发展权"为核心内容的"争地"的概念,并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大城市边缘区实际情况与特殊性,提出国家-集体-市场关系的理论命题,用于分析争地过程中各争地主体之间的行动与互动关系。由此进一步提出了"空间权威"的核心概念,并建立起相应的分析框架,用于解释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与机制。从中发现,边缘区空间形态演变的历史是国家、集体与市场争夺土地发展权即争地的历史,国家、集体与市场之间基于空间权威的运作过程决定了争地的胜负,并导致了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及相应的空间特征。

东昆南马尔争地区加里东期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意义

东昆南马尔争地区加里东侵入体为新发现岩体,根据锆石U-Pb测年,其时代为早奥陶世。该岩体岩性主要为英云闪长岩及少量斜长岩、闪长斑岩,通过对该岩体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发现,在基性岩和酸性岩中Na2O的含量均远大于K2O的含量,显示富Na特征。Al2O3含量为13.21%～16.03%,从基性岩到酸性岩含量逐渐增高,显示基性岩中富Mg特征。w(Al2O3)>w(K2O+Na2O+CaO),属铝过饱和的岩石类型。轻稀土富集、轻重稀土分异现象明显,显示出中等程度的负铕异常(δEu=0.61～0.94);微量元素以富集Ba、Th、Zr等元素、亏损Nb等元素为特征。岩石组合类型为较典型的TTG特征。结合花岗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可知,该岩体是古特提斯洋在早奥陶世裂解而由南向北俯冲下形成的岛弧环境下的产物。结合侵入体的时代及野外路线观察,对早—中二叠世马尔争组局部重新进行了厘定,其时代为早奥陶世。

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纠纷的类型与实质

水、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因其重要,古代中国不乏争地争水矛盾。17—18世纪海河流域气候和环境变化,使永定河下游及东淀和西淀等出现河淀淤地滩地。清初八旗圈占直隶膏腴上地,满汉杂处,这就使直隶社会经济关系和人地关系异常复杂。八旗王公贵族和庄头、汉民多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麦、稻和蓝靛等。旗民争夺河淀地淤地,至少产生以下几种类型的争地纠纷：八旗庄头与汉民争地、旗丁与民户争地、八旗庄头侵占官地、八旗王公与官府争夺河淤地、八旗王公与民户争夺河淤地、八旗侍卫护卫与民户争地、民户之间争夺、乡绅豪强与官府争夺河滩地河淀地,等等。在各种类型中,八旗王公的争地,所争夺对象数量大,即争夺淀地的顷亩大。参与争夺淀地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八旗王公贵族多。争地的实质,是争夺国有土地资源的使用权。

清末川边屯垦与牧争地问题探析

清末川边屯垦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期间,在四川西部边区着力经营的开发项目,对四川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屯垦过程中暴露出的垦牧争地矛盾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经营者试图采取的某些改进措施,都为经营川边开发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启示。

麦套(栽)棉花解决粮棉争地矛盾的研究

山东省要求种植棉花面积二千余万亩,但近几年来,为多种粮食,春播棉花越来越少,麦田预留套种行也严重不足,粮棉争地矛盾非常突出。研究麦套棉花主要品种的气候适应性,从而为确定推广种植范围、最适播期及相应的栽培措施,以解决粮棉争地矛盾提供科学依据。

青海省都兰县马尔争地区铜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马尔争─红云鄂博铜多金属矿床处于东昆仑中段马尔争—亚门乌拉有色金属成矿带上,与大场大型金矿毗邻,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多金属矿床产于二叠系砂岩、火山岩组灰岩及安山玄武岩地层中,严格受层间断裂构造的控制。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认为该矿床具有中～大型远景规模。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存废之争及其启示

鉴于“肯定性行动”取消导致弱势群体录取比例下降、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筛选功能需求降低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利益受到影响,美国众多院校不再强制要求学生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这一招生政策的调整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存废问题成为争论焦点。持否定观点者质疑SAT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认为标准化考试成绩和考生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等;持肯定观点者认为,SAT成绩是美国绝大部分高校开展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在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顾美国SAT存废之争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这一论争的深层原因,为我国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陈亮“事功之学”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以重思“朱陈之争”为中心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西方哲学起源与哲学史重构——文明比较与古今之争视野下的探析

西方哲学史的书写存在诸多范式,重写西方哲学史首先应注意到,西方哲学思想如何为过度的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强力主义等提供理论资源。其次是关注古代地中海文明尤其是近东和埃及文明对西方哲学起源的深刻影响,考察早期希腊哲学关于宇宙、本原、灵魂、政治秩序的看法与东方文明的紧密关系,以破解单一文明中心论的叙事逻辑。最后是从古今之争的视野出发,完整呈现西方古今哲人在理解重要哲学议题上的纷争,及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政制设计、道德意识、人性认知、文明构建等,从而看清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重访非洲文学语言之争——一个社会历史的视角

语言问题是非洲现代英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表面上,非洲文学的语言论争是关于使用英语等欧洲语言还是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论战,但它包含语言媒介与非洲审美经验表达、英语与民族团结、文化认同、非洲文学向谁言说等多重维度。它的实质是语言政治和文学功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位于论争两端的阿契贝和恩古吉的分歧,不单纯是语言选择的问题。它反映了两人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折射出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文化精英对独立后社会未来和共同体的不同想象。

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的儒法之争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典思想脉络中,诸子百家之说形成和奠立了影响深远且丰富多元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儒法之争尤其具有典范性的思想意义,其思想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或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对人类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境况的认识和理解迥然有异,对治国为政之道的认识和理解截然有别。从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治国为政中,法治与德治两者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理性信仰如何可能?——论康德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

通过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康德批判了雅各比和魏岑曼在信仰上的狂热主张和门德尔松的独断的常识信仰主张,并进一步说明了理性何以作为信仰的权威。虽然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不能自身局限性而否认上帝的实在性;虽然一个道德的上帝理念是由实践理性悬设而来,目的在于满足实践理性的主观实践意图,但这一理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出于对人的神圣性的彰显以及对实践荒谬困境的避免,悬设作为至善的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寻找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由进化论背景到唯物史观视域,这一争论的演进逐步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过程中经过了长期努力,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的贡献尤为突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目标的确立、“文化生命体”的现代文明观的确立和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形成人类文明共识体等方面,为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春秋》决狱与复仇讨贼——明季“红丸案”引发的经学论争

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继位后颇有革新气象,但服用“红丸”后暴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经义,追究方从哲弑君之罪。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其间亦有引经义为佐证者。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诗与哲学之争: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总汇诗”思想

肇始于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对现代性所造成的诸种异化进行了反思,在康德哲学、古典哲学的有关百科全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总汇诗”思想,并通过反讽和想象让“总汇诗”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统领性的学科,具有形而上的超验意味。“总汇诗”思想不仅统一了诗与哲学,弥合了由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而且对后世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反思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哲学史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审视——基于核心资料的解读

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曾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核心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核心资料的基础上叙述、构建的历史,才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历史。仔细阅读“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资料,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似一些学者构建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场极为平和的学术探讨。五四时期,胡适、蓝公武、李大钊秉持“真理愈辩愈明”“君子和而不同”“吾爱真理,吾惜友谊;不因追求真理而害友谊,也不因珍惜友谊而味真理”等理念,在《每周评论》上进行的这场讨论,是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对话,争论中达成了一些共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无论是共识还是分歧,都促进了思想发展。当时的舆论界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度不高,几乎没有人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较量。“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只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在1949年以前的史学著作中,很少有人重视这场争论。

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

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