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点形成与疑点形成——辩护方证明责任的两种形态

随着“三项规程”的施行,争点与疑点范畴被引入刑事程序,在基本属性、作用方式与主要功能上存在差异。争点形成与疑点形成,是辩护方履行证明责任的两种形态,长久以来面临诸多误解。争点形成责任产生于英美法系,与证据提出相结合,成为举证责任的基本内容。疑点形成责任来源于大陆法系,与职权调查相匹配,被视为职权主义的必然产物。在我国规范层面,争点形成与疑点形成均得到体现,但在责任形态上存在变化。淡化证据提出责任,相对独立的争点形成责任初步形成。弱化职权主义,强疑点形成责任应运而生。改良后的争点形成责任和疑点形成责任,并存于我国刑事程序,其间存在转化可能,根据待证事项的不同,形成责任组合的层次性理论。

论民事审判权介入团体内部纠纷的诉讼机制

民事审判权介入团体内部纠纷之界限的划定需要兼顾审判权所固有的权利救济功能以及尊重团体内部自治两种价值的平衡。民事审判权对于团体内部纠纷的审查应以程序性审查为主。现阶段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界观点难以明确民事审判权是否应当介入团体内部纠纷的判断标准以及如何对团体内部事项进行司法审查等问题,导致团体内部纠纷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通过对域外有关审判权介入团体内部纠纷的判例和学说的比较研究可知,民事审判权介入团体内部纠纷不宜采用全部驳回起诉或以作出实体判决为导向的司法审查模式。民事审判权介入团体内部纠纷的识别标准应为团体内部行为是否涉及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关系,通过以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举证的团体内部行为相关的程序性事项为司法审查的重点的审理方式,聚焦于争点形成的过程,在程序层面判断团体内部行为的效力,并借此实现多重诉讼目的。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重构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应当以实体构成为依托,促使证明活动成为庭审的本质和核心,并成为证据裁判的补充。诉讼总是有风险的,证明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只有建构(检察官)争点形成责任——(被告)疑点形成责任——(检察官)疑点排除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能合理分配诉讼中的风险。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和疑点排除责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争点和疑点的不同内容也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需注意概念、效力、标准、程序四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非法证据是以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切勿将非法证据误判作瑕疵证据。就效力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应当及于侦查前程序。就判断标准来讲,除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之外,疲劳审讯也应当纳入"等"字所指范畴予以禁止,而突破社会基本道德底限的威胁、引诱、欺骗性取证也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程序上审查非法证据,应当坚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取得具有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被告方仅承担"争点形成责任",同时控方应当举证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