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困境与改进——兼评UNCITRAL《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

投资仲裁作为现行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备受批评,使得替代性投资争端解决的调解机制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2023年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明晰了投资调解的具体程序和当事人交换信息的处理等,为投资调解的开展提供了实用性指导,但未涉及调解期限和协议执行。我国既有调解贯穿诉讼前和诉讼全过程的长期传统,又有对外投资协定多限缩投资仲裁适用的客观现实,更应重视和运用投资调解方式,采取国内法和国际法联动举措,积极回应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构建探究

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经济、法律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显得尤为复杂。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调解机制具有可行性,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文章在借鉴其他国际调解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殊性,从常设机构的设置、调解介入时间、调解员的资格及选任、调解的时限、调解保密及例外规定、调解的执行等方面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的投资争端调解机制,以期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同时助力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多元化发展。

ISDS适用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为视角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国际PPP项目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由于东道国政府违约或单方面终止合同引发的争端迅速增多,投资者很难通过国内司法或仲裁获得救济,从而更加青睐将争端诉诸ISDS机制予以解决。鉴于ISDS机制的适用需要以国际投资协定和双方合意为基础,加之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混合性质,投资者可能面临国际投资仲裁庭不予管辖的困境。理论和实践证明,除纯商业性质的争端外,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都能以国际投资协定为依据诉诸ISDS机制解决。为了进一步促进和保护我国对外PPP项目投资,应加快修订或签署国际投资协定、适时适用《ICSID附加便利规则》、预先设计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解决示范条款,进一步探索我国充分利用ISDS机制解决国际PPP项目合同争端的有效路径。

论强制调解于“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的适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间,沿线国直接投资数额显著增加、投资结构持续多元化,但也有若干项目由于投资者和当地政府矛盾而被迫中断。“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可以效仿国内法中的强制调解制度,通过引入程序上的强制性来扩大调解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发挥其比投资仲裁更为经济、灵活、有助于合作关系修复的优势。强制调解制度并不会改变调解作为ADR自愿性的本质特征,和解协议的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同意。“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引入强制调解制度时,应该选择适当的路径,明确适用范围,综合考虑磋商、仲裁、东道国法院诉讼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劣,通过程序规则衔接,着眼于一整套高效、灵活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面向争端预防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路径及其中国方案

从介入纠纷的时机和目标上看,可以将ISDS机制改革分为“争端解决”与“争端预防”两种面向。以往的改革倡议主要集中于争端解决面向,聚焦于对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制度修补和程序再造,但随着改革迈入深水区,该路径日渐陷入僵持,暴露出制度变迁成本高昂、利益分配与再平衡困难、强调对抗而非合作的局限。面向争端预防的ISDS改革路径有望成为未来新出口,该路径以DPMMs为圆心,强调提前预防、及早介入和降级化解投资争端。近年来,面向争端预防的改革机制日益受到东道国关注,我国外商投资投诉制度的勃兴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为因应此现实,应当纳入面向争端预防的DPMMs作为改革新措施,采取全生命周期式的治理思维促进外商投资,预防和管理投资争端。冷静期条款、监察专员和投诉机制为改革提供了具体制度供给,有望为处于窗口期的ISDS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弱国升级不对称领土争端的行为逻辑

在与强国的领土争端中,弱国为何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领土争端?既有研究对于不对称形态的领土争端以及弱国的升级行为逻辑关注不足。由于争端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对称形态的领土争端对弱国的争端行为选择与强弱双方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弱国决策者的被惩罚预期与国内社会的受害者心态,是影响弱国升级不对称领土争端的两个重要因素。弱国决策者预期升级行为不会引发强国的严厉惩罚,将促使其对升级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果持乐观态度,构成弱国升级领土争端的战略机遇。弱国在与强国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受害者心理,促使其接受使用武力的潜在风险,构成弱国升级领土争端的战略动机。弱国的升级行为最终受到机遇—动机的共同作用,既是源于预期强国行为反应所带来的宝贵机会窗口,也是受害者心理形成与释放的结果。1982年阿根廷—英国马岛战争与2008年格鲁吉亚—俄罗斯冲突两个案例,可以为这一分析框架提供经验证据。该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上理解不对称领土争端的爆发与升级,同时能够为中国周边领土争端的反复发生提供现实启示。

日本应对中日海上争端的机制与措施

日本注重危机管理,形成了一套综合性国家危机管理体制。海上危机管理不仅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也是其扩大海洋权益的重要抓手。海上争端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越过红线有爆发危机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受地区安全局势、日美同盟战略及自身发展利益的影响,日本针对中日海上争端设置了一系列假想事态和危机应对流程。研究日本应对中日海上争端的防卫动向与危机管理机制十分重要。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玉米生产和消费的影响

【目的】分析贸易争端对中国玉米生产和消费的影响,从而找到提升玉米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方法】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玉米的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生产玉米量较大的美国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美两国玉米的生产量、生产成本、生产价格及消费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玉米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中美贸易争端直接导致中国进口美国玉米量大幅下跌;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玉米的市场供给量减少,供需矛盾逐年加剧,玉米的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加大投入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生产量也逐渐提高。【结论】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玉米市场的影响较为明显,说明中国玉米进口依赖性较大,参与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家应该采取拓展进口市场和渠道,实施进口市场多元化。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玉米生产方式的转变。降低玉米生产成本,调整玉米种植结构。加大玉米补贴力度,实现补贴形式多样化等系列措施,切实提高玉米的竞争力,减少对国际玉米市场的依赖性。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苏丹在复兴大坝争端中的立场变化及其动因

在复兴大坝争端的不同历史阶段,苏丹秉持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采取制衡与对冲的双重策略,但对两国的政策倾向存在差异。苏丹在复兴大坝争端中的立场变化与国内政治和外交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巴希尔时期(2011~2018年),面对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苏丹倾向支持埃塞俄比亚,企图获取经济援助;在过渡政府时期(2019~2021年),苏丹执政联盟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被迫放慢在复兴大坝问题上的决策步伐,保持中立;埃塞俄比亚为大坝蓄水后(2021~2023年),在美国明确支持埃及的背景下,苏丹被迫调整立场,转而联手埃及对抗埃塞俄比亚。在复兴大坝争端中,苏丹通过灵活权衡国内局势与地区外交的平衡,动态调整对外政策,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评《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的法制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和国际经贸关系合作深化,为自贸区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CAFTA区域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越发频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区域内相应增加的国际经贸争端,将会降低成员国之间贸易效率和阻碍区域内国际经贸关系发展,故而亟需探索和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中国-东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以规范和保障CAFTA高效运行和区域内的国际经贸秩序。

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祛魅与国际法话语

近三十多年来,国际裁判机构数量激增、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海洋法、国际刑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均设立了司法裁判机构,与此同时,区域性裁判机构也在不断兴起。有学者认为,国际裁判机构的勃兴预示着司法解决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社会法治进程的积极信号。这是一种“以法律促和平”的国际法思想传统,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司法中心主义是现代实证国际法学的构成性要素,是否存在独立于国家主观意志之外的国际裁判机制是衡量国际法是否具备法律体系特征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法发挥定纷止争功能的重要保障。然而,以渊源识别和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司法中心主义将大量国际法论辩活动排除在分析范畴之外,不能有效回答国际法的有效性问题,也边缘化了争端避免和争端搁置等问题的重要性。从批判国际法和经验主义的路径出发,厘清司法中心主义背后的理论预设和价值选择的局限性,有助于洞察国际法话语的运行和生成机制,打开国际法研究的多面向视野,为多元化国际争端解决提供理论空间。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及上诉机构如何解释WTO规则一直是被关注和没有解决的争议问题之一,正确解释WTO法律及相关协定才能产生相对正确、适当的报告及裁决。通过对WTO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规则与实践进行分析,结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对条约解释的规制,从而总结出法律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明确上诉机构的权能,合理参考与借鉴专家组报告与上诉机构裁决,坚持“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相结合的完善之策。

边界争端、威胁认知与印越在南海的战略互动态势

面对实力强于自身的国家,选择与他国合作以制衡强国,是行为体的潜在反应之一。在边界争端形势较为严峻的背景下,印度和越南不断强化在南海战略互动和合作,加剧了南海争端的复杂态势。在影响印越南海战略合作的诸多因素中,边界争端和威胁认知是关键变量。边界争端框定两国南海合作政策变化的整体方向,威胁认知左右两国行动意愿强度。当中印和中越边界争端形势均较为严峻时,支撑印越南海靠近的条件较为充分,两国在该区域的战略互动就极易发生;当任意一国和中国边界争端局势有所缓和时,支撑两国南海频繁互动的条件会相应弱化,其在南海的战略合作强度就会有所减弱。通过对中越“中建南事件”和中印“洞朗事件”进行案例比较以及个案内的过程追踪分析,该论点得到了验证。尽管边界争端和共同对华威胁感知是驱使印越强化南海互动的动力源之一,但两国战略重点的不同和高度异质的威胁感知,会增强两国南海战略互动过程的复杂性及效果的不确定性。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视阈下卡尔沃主义的复兴及影响

现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体系,始终伴随着东道国、投资母国和投资者这三方关系在“公”“私”两个维度上的互动而发生着变化,构成一个“三方二维”结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究竟是将争端解决的权利向外让渡还是收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重心是向国家远离还是回归,卡尔沃主义从诞生、发展、沉寂到复兴的过程给出了答案。随着卡尔沃主义的复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与改革措施,对原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修正并向国家回归。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重要主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国之间的法律文化交流。随着贸易投资的增加,外贸企业贸易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解决贸易争端已经成为了一大难题。为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中贸易纠纷,我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多渠道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对我国如何更好地构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