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下乡中农户争贫举动的生成逻辑--以HL贫困村扶贫实践为例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向地方输入福利资源的重要工程,在资源输入过程中却常与实际设想偏离,衍生出农户"争贫"的举动。这种意外性现象实质上是扶贫场域中的农民行动者出于利益争夺所做出的一种策略性行动。遵循制度设计与经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思路,在承认国家政策与现实脱节的事实前提下,尝试阐释"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对小农心态的转变起到的催化作用。而基于以上摸索路径与现实的扶贫困局,正确的化解之道还需"米提斯"思维的嵌入,也就是地方性知识、小农生存智慧等特质必须要纳入到扶贫政策的设计中去,才能实现精准扶贫在村庄场域中的落地生根。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行为分析

"扶真贫,脱真贫"是政策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户争贫行为以争闹上访和达标不退为典型表现形式。该行为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在结构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共同制约下,政策与乡土社会实质性脱嵌后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政策执行、国家社会治理及资源分配公正等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当前由争贫行为所引发的实践困境,需要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增强政策举措适应性,从争贫行为的实施空间、政策空间、文化空间上进行有效缓解,最终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脱贫攻坚的预期目标。

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群众争贫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文章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对精准扶贫的识别工作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争贫的定义。其次,当前争贫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个:评定方法单一、评定主体自由裁量权大以及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被忽视。这激化了贫困群众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根据多维贫困理论,提出三个解决对策:评定方法多样化、评定主体多元化以及建立补偿机制。

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悬浮,吸纳式治理将村治主体引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村民关系松散的尴尬境地,使其公共权威无法确立,同时村治主体还需承担政策变动的消极后果,及扶贫建档立卡制给村治主体所带来的"三角压力";驻村干部对村治主体权力的短暂替代及村民对该种权力的"工具性"认同、利用,致使村治主体公共权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进一步缺失,以致出现贫民争贫闹访、村民怨气横生,农村基层治理困境进一步凸现。提出在国家政权下沉的现代体制建设中,注重建立和维护村治主体的公共权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良好运作的有效途径。

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村民自治的视角

精准扶贫是国家转移国家财政资源,提升公共社会福利的重要工程。通过对农村精准扶贫实践过程的考察发现,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和权威的缺失与不足是导致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国家实行的规模控制与扶贫动员严重影响村民自治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的组织成果,同时村委会还要承担政府短期政策变动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对精准扶贫指标的良好预期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规模排斥户(人)通过争贫和闹访的形式公开冲击村委会,严重影响村庄治理,基层镇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对闹访农户做出妥协,但这大大损伤了村民自治在村里的权威。有效克服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基础是要保证村民自治的组织能力和权威,重塑村民自治的公共属性,理顺国家、村民自治以及乡村社区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化实现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