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无碍”、“文字禅”与释惠洪的诗风

华严四祖澄观创立的"四法界说"是华严宗法界观的典型表述,其中"事事无碍"处于最高法界。作为禅宗黄龙派真净克文禅师的弟子,释惠洪深受"事事无碍"说影响,同时又标举"文字禅"理论,使其诗不回避日常的饥餐困眠而平俗率易,不舍声色而"好为绮语"。在他人生困厄时,"事事无碍"给他以理念支撑,苏轼在禅与诗的融合上又为他提供了艺术实践的典范。释惠洪不单从禅宗那里有了精神慰藉,也在文艺上找到了精神家园。他虽然未能使佛教再度兴盛,却给诗与禅的结合,提供了又一有效途径,是对中国近古诗学的一个不小贡献。

华严宗的“事事无碍”与万物互通观

四法界说是华严宗的核心学说。其中的事事无碍法界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相关。事泛指现实中的一切事和物。它们或以心为本源,或者以性为究竟。在这一形而上学思辨体系中,不仅理与事产生了关联,事与事也相互融通,事事无碍,形成一个意义整体。这便是万物互通与圆融。这种意义论视域中的万物互通观不同于生存论视域下的万物一体观。

论方以智《易余》与华严四法界观的关系

比较《易余》与四法界观的结构,可知方以智哲学与华严思想的密切关系。第一,资格说在论说现象界互为差别、相反相成的特性,及强调事必有理的结构上与事法界相摄。第二,太极说在其时空无限的特征、在隐去物相分殊以建构纯粹的理世界,及申饬理不离气的结构上与理法界相应。第三,体用不二说在由客观存有论到主观境界论的论说形式,及十错六对的结构上与事理无碍法界相符。第四,用用见体说在两两差别的现象于互动中能呈显本原的结构上与事事无碍法界相契。总之,《易余》系统地化用了四法界观的结构,方氏哲学与华严思想具有密切关系。

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

事事无碍论是最能代表华严宗理论特征的学说，其意义为佛的殊胜境界、宇宙的最高层次、观法的最后目标和真如本觉。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是该学说的理论要点。该学说表达了华严宗人对宇宙整体、尤其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看法，表现出深邃的哲学思维与丰富的逻辑论证。虽然事事无碍论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但其结构、内涵与旨趣都表现出与印度佛教迥异的中国思想风貌。

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的,它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自为真理性,坚持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反之,华夏精神是自然的,把体验当下现实中万物的圆满具足、互生互容、融通无滞的整体性当成最高智慧。华严的几个最基本的观念,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独特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华严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对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从而使华严思想实现了从超越到圆融的转移,也就是脱离印度大乘佛教本来的精神而向华夏自然精神传统靠拢,因而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这种误读,由于华严思想本身是在华夏精神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应视为华严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法藏改造十玄门原因探析

华严宗的十玄门有古十玄、新十玄的说法,古十玄创自智俨,而新十玄见于澄观的《华严经疏钞》。澄观的新十玄实源于法藏《探玄记》。古十玄转为新十玄亦完成于法藏。在法藏的著作中,多采用古十玄,但在《探玄记》中则改造古十玄成新十玄。新十玄与古十玄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顺序的变化上,更有古十玄两门的删去,与新十玄两门的新增。学者们对法藏删去古十玄唯心一门,提出了或贬低唯识学说,或阐扬一乘圆教等种种猜测。本文则进一步指出,法藏打造的新十玄本质上是排除古十玄中理事无碍的内容,将新十玄全体改造成事事无碍的义涵。法藏或许并非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继承法藏新十玄的澄观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的,从而为我们发现新十玄本质上为事事无碍思想提供了的启发与证据。

京都学派的华严哲学:以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及田边元为核心

华严思想在近代日本哲学里,作为一种和西方哲学对抗的思想资源出现。京都学派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在《日本文化的问题》中,将作为存在论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逻辑,连接到理事、事事无碍的华严世界观,赋予该逻辑艺术、历史创造面向。同学派哲学家田边元在《作为忏悔道的哲学》中,通过批判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绝对批判、绝对媒介的逻辑。支撑此逻辑的具体内容,田边以日本净土思想中"佛―法藏菩萨―众生"的往还二项之救济运动来表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重重无尽的华严世界观,成为田边打造其他力宗教哲学的重要根据。促使西田与田边的华严哲学论述问世的,则是铃木大拙"般若直观"下的禅思想及华严思想论述。本文试图借由探讨铃木、西田、田边对华严思想的近代诠释,来思考华严思想在近代日本哲学中的位置、意义及局限。

《六祖坛经》选读

按照佛教传统的规矩,只有释迦牟尼本人传教的记录,才能被佛教徒尊称为"经",后世大德的著述,则只能称"论"。而《六祖坛经》被中国佛教徒和世界佛教徒尊为"经",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也是世界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它的禅思可以帮现代人开启生命的智慧,回归精神的家园,找到迷失的自我。

《华严经》与中国音乐审美的自由精神

从孔子的“成于乐”到庄子的“逍遥游”,自由精神始终是中国音乐审美的重要价值追求。《华严经》美学则将这种价值追求推向新境界,促成了隋唐之后的艺术风格转型。从空间角度看,《华严经》将人们的视野从生活经验中的小天地拓展到重重无尽的宇宙图景,形成了大小互摄、“芥子纳须弥”的艺术空间论;从时间角度看,《华严经》“瞬间即永恒”的思想直接启发了中国艺术对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追求;从心理认知上看,《华严经》“法性本无生”的观点塑造了中国艺术“空中之音”“镜中之象”的空灵之美;从身体实践上看,《华严经》的“法身观”将传统的“天人合一”转变为身体与法界的合一,对唐代乐舞语汇以及宋元明清的戏曲表演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层生态学与华严佛学的“自我”观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认为生态危机之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作祟,并借助不同于西方价值判断中突出"个体"的佛教等东方思想中所强调的个体与全体的统一性理解,重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由于其理论主张整体的价值(holism),与传统的个体价值认定截然不同,受到了泯灭个体价值的批判。因此,如何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成为深层生态学必须面临的问题。华严佛学的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等独特的对个体与整体的阐述可为深层生态学解释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理论范型。

贤首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的当代价值

贤首法藏凭借《华严发菩提心章》成立华严菩提心观修理路,以圆融门引领、统摄,安立了修行的起点、实践基础、正行修证等多方面的行布次第。这篇八千余字的隽永小文既有独特的理论建构,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法,从佛教华严宗的角度将作为《华严经》乃至大乘佛教核心议题的菩提心加以阐释,义理与修行相结合,集中体现了华严宗学人的倡佛本怀。《华严发菩提心章》系适应中国佛教发展实际的、于契理契机层面的尝试,是隋唐佛教中国化著作中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