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事亲为本协治家国的意蕴与路径

孔孟的思想体系建基于人性爱亲情感的先验判断,并始终围绕着责任伦理在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展开。孟子承继、发扬孔子的思想,他提出的各亲其亲、长其长之论可阐释出亲长率治家国的政治理念。孟子指出家庭组织是治理秩序的基础单元,宗亲共同体内成员服从亲长管理以受其庇护,温情纽带下统治权力与责任的呼应从家庭推衍到天下,责任伦理成为治理家国的共同逻辑。《孟子》文本申言儒家差等伦理秩序,事亲为本的意蕴涵摄仁义而成为治理各自政治层级以促成治权与责任对应的方式,其进路也能防止僭越与统治者滥用权力。囿于时代,《孟子》意旨中宗亲组织压抑个性的不足与当今法治精神相抵牾,然而孟子所论事亲为本利于化解权力滥用所导致的治理难题。《孟子》中对权力、责任对应的阐释不应被忽视,其协治家国的思路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性而衔接当代法治。

事亲之“孝”与“至孝”:《庄子》中“孝”观念的两层意涵

《庄子》中的"孝"有两层意涵:其一,事亲之"孝";其二,"至孝"。庄子以"自然本性"("命")作为"孝"存在的合法性源头,因此事亲之"孝"带有非责任性的特点。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可以有效避免"伪孝"的产生,因此"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而"亲"与"子"之间的"和睦"是"真心"得以显现的保障。庄子认为事亲之"孝"可能会伤害"亲""子"双方的身心健康,于是提出"至孝"观念。庄子"至孝"的理想目标,是他所构建的"方外"之理想世界的内在要求,也是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之逻辑推进的必然结果。对存在于事亲之"孝"中人伦关系的解构则是"至孝"得以形成的根基,而由事亲之"孝"达"至孝",则需要"忘"的修养工夫。

天道事天与孝道事亲:朱熹与王船山注解《西铭》比论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被视为是表达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对其的理解诠释也呈现不同的旨趣选择,朱熹与王船山就分别有注解文本问世。将二者比较而论,朱熹继承程颐的“理一分殊”诠释模式来论述“事亲以明事天”的本体论形上工夫重要性,王船山则以批判的态度,指出程朱分析《西铭》的不足,并给出自己强调道德实践的新诠。船山从“天人相继”的角度重新说明张载的“天亲合一”境界理论,基本肯定程朱“理一分殊”的诠释范式,但不满意于他们对事亲“孝道”的重视程度,提倡“事亲以达事天”,突出“事亲”优先于“事天”的义理价值。对比朱熹与王船山注解《西铭》旨趣的不同,船山对其“孝”的道德意义的重视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近代朝鲜“亲清守旧事大”与“亲日开化独立”的再考析

近代朝鲜史研究往往将朝鲜国内政治势力划分为“亲清守旧事大”和“亲日开化独立”两个对立的阵营。然而,这种对立的建构却与史实不符,并带有日本殖民史观色彩。实际上,“亲日”不能和“开化”“独立”画等号,而“亲清”也不能和“守旧”“事大”画等号,近代朝鲜存在多维度的阵营势力划分。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分析,而这将为解读当时朝鲜国内政治和近代中朝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颜之推的孝亲观在某些方面与先秦儒家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也在诸多方面异于后者。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认为不必拘束于繁琐的祭祀之礼。

《孟子》中的“生生”思想探微

《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生”思想。“生生”有三重涵义,即: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万物的发展和延续以及万物之间相互联系、休戚与共的和谐景象。万物的发展变化之中皆蕴藏着“生生”之道“。恻隐之心”是仁者“生生”之道流行发用的内在发端,“事亲”是仁者“生生”之道流行发用的外在体现。在二者综合作用下,“生生”之道得以不断扩充,进而使得仁者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理想境界。

善事父母为孝

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这是说,什么事最大？侍奉父母最重大。行孝就是侍奉父母。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给＂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何谓＂善事父母＂？这里有特别深邃的伦理内涵。《孝经》说：＂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孝经》善事父母思想及其管理智慧

中华孝文化是我国古代圣贤教育的智慧结晶,弘扬道德教育,团结民族力量,稳定社会秩序离不开"孝"的运用。几千年来,孝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我国最早论述"孝"的开山之作是《孝经》,孔子认为《孝经》是推崇人伦之行的重要依据。其善事父母思想作为孝的初始含义,可有五种实践路径——孝"悌"结合、以"敬"孝亲、行孝守"礼"、直言劝"谏"、以"俭"为孝。不仅如此,"善事父母"思想中还蕴含一定的管理智慧。

何以行孝:王船山诚孝之“心”的逻辑展开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事亲行孝的关键在于“心”的真实发用,以此搭建了以心行孝的孝道思想实践体系。既然船山孝道实践的动力核心是诚孝之“心”,那么首先需要辨析“志”“意”之别,挺立“心”之诚,以治“意欲”之乱。其次,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之中,船山以“心存爱敬、外修其礼”为行孝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以无违而中礼”和“以礼而得无违”的两条行孝路径;同时以“一而不执”为用心尺度,主张守爱敬之“一”,行孝之“不执”。最后,船山孝道实践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推扩诚孝的“心”,以期达到事亲从兄的极顶位次——“自然生乐”的理想境界。

论孟子心性理论的深度悖论

孟子一方面把普遍性的"恻隐之心"与特殊性的"事亲从兄"分别界定为"仁义礼智"的"端"与"实",并肯定了二者间的互动转化,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义礼智奠定一个统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把"事亲从兄"说成是君子"心性"的至高无上的惟一本根,并由此否定了"心性之端"与"心性之实"之间的互动转化,结果陷入了难以消解的深度悖论。

《孝经》的道德旨趣:以家庭伦理为视域

《孝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两千多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广为传习,影响之大,远及海外。《孝经》顾名思义是讨论孝之原理的,在道德旨趣上属于家庭伦理范畴。但仔细研读又可发现,《孝经》意在以孝劝忠,始于论孝,终于论忠,实质上是将家庭伦理引向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更准确地说,是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套牢在了家庭伦理的模板上。本文从家庭伦理的视角来考察《孝经》的道德旨趣。

孟子和庄子的孝道思想比较研究

孟子和庄子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孝道思想各具特色。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孝道规范,有利于进行道德教化。庄子以道法自然为出发点,肯定孝是人的善良本性,主张顺应人的本性,反对过度提倡孝道。庄子批判了孝道的功利化,但同时也否定了道德教化的意义。

论敦煌佛教家庭伦理中的行孝方式

古代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众在实践家庭伦理、处理父母与子女现世与来世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遵循着佛教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知恩报恩的基本伦理关系,并将其作为佛教信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文献大量记载的子女对父母实现孝行的方式和特殊社会环境下的父子关系,为敦煌佛教的发展赋予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

孟子仁政思想管窥——以“背法匿父”为例

孟子擅于用事例来论证观点,通过对他所讲述事例的解读,可以体会他的思想。"背法匿父"事例反映出孟子仁政思想的基本特点:为政者要正己正人、士人从道不从君、事亲原则至上等,同时也不难看出孟子"背法匿父"之弊端,即将事亲原则绝对化,有违于法律和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

简论韩贞的孝悌观

韩贞天性孝友,他认为,孔颜尧舜在孝悌,所以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孝悌之纲常,就是国家选拔人才也应当以孝悌为标准。韩贞的孝悌思想既与孔孟之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泰州王学有极深的渊源。韩贞的孝悌观虽然大多讲的是封建纲常,但他强调尊敬长上的思想,特别是他强调在践行孝悌的活动中不死守纲常、不"愚孝"、不"盲从"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孝经》研究:以孝道“立身”与“治天下”--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之一

《孝经》作为子思记录孔子为曾参讲述孝道的儒家经典,从“天道”论证“孝道”的神圣性,将“孝道”提升为“天地之经”,要求上至天子国君,下至大夫士人庶民,都加以服从恪守。“孝”的本质是对长辈的尊敬和顺从。因而,“事亲”之“孝”可以转化为“事君”之“忠”,“孝”不仅是“立身”齐家之道,也是“事君”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当然,“孝”及基于孝的“忠”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当父亲、君主有“不义”的时候,孝子就必须做“诤子”、忠臣就必须做“诤臣”。

君子三乐:孟子“教育”意蕴之体认

孟子提出的“君子三乐”,是出于对君子之意的理性认识,即知天性、穷理、明德。具体说来,知天性在于能够按照天性说话做事;穷理就是在格物致知中通晓事物之理;明德是去除遮蔽,将德性重新照亮。“三乐”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层次,分别对应:做人之乐,做人是跟人学做人,终究是跟天学做人,在于修身安心;事亲之乐,是知道人在人世间是从哪里来的,要能教化亲人知礼,从而能保证秩序和人情的“和睦”;教育之乐,是将对父母兄弟之情与义推及天下英才,即亲民。知道这样的道理,将这样的道理说出来,做出来,就是教育,也就是最高尚的快乐。

从母女冲突看探春的道德观——红楼脂粉英雄谈之八

怎样评价探春的道德观,这是红学界有重大分歧的一个问题。本文从三个不同层次上展开论证,认为《红楼梦》通过探春等人物的形象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反阐释,批判和否定了“事亲无违”的旧道德原则。

初探孝道之继承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孝居“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首。因此,孝道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内容。 孝道乃孝亲之道。孝道在我国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我们应很好地继承这一宝贵遗产。当然,古人对孝道的阐释有其局限性,每每瑕瑜互见,但瑜巨瑕微,瑕不掩瑜。当前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完全正确的。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今天,我们继承孝道,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使之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