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抢劫的新解释——基于《刑法》第269条属于注意规定的立场

将事后抢劫理解为法律拟制的观点,既难以解释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的同质性,也难以解释事后抢劫的处罚范围。事后抢劫属于注意规定,本质上是针对返还请求权这一财产性利益的普通抢劫。作为事后抢劫前提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必符合数额、次数等条件,但必须实际取得财物;盗窃、诈骗、抢夺以外的侵犯财产行为也可能产生返还请求权,可以满足事后抢劫的前提条件。“当场”不是指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在时空上的接近性,而是指被害人一方可能当即取回财物的现场,是奠定财产性利益的具体性、现实性的要素。“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不是目的,而是既遂结果,应解释为行为人成功免除当场返还的义务。

事后抢劫罪共犯问题的展开

事后抢劫罪的共犯问题着力于解决先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行为参与和延续先行为人犯罪的情况。事后抢劫罪的处罚根据以及罪名性质争议是共犯论展开的前提,而我国以“财产法益”作为事后抢劫罪保护法益的通说见解在事后抢劫共犯问题的处理上显得相形见绌,由此“人身法益”的提出弥补了此种不足;在事后抢劫罪的性质争议上存在转化犯、法律拟制等观点对立,但从抢劫罪的本质出发,结合《刑法》第269条法条原文不能简单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一种转化犯;此外,在事后抢劫罪共犯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借鉴日本承继的共犯、结合犯、身份犯等相关理论,认为将事后抢劫罪作为“真正身份犯”在处理共犯的问题上更具有合理性。

事后抢劫罪共犯认定新解——从形式化的理论对立到实质化的判断标准

共犯所实现的不法决定其应承担的罪责,解决事后抢劫罪的共犯问题,也应以此为标准。长期以来,学界对事后抢劫罪共犯问题的探讨,都着力于形式化的理论对立,忽略了对共犯所实现不法的实质判断。分析事后抢劫罪的构造可知,在前行为既遂之场合,后行为本就成立抢劫罪;在前行为未遂之场合,我国《刑法》第269条则基于法律拟制而来,中途就前一场合进行参与之人,应成立事后抢劫罪,中途就后一场合进行参与之人,应不成立事后抢劫罪。

论事后抢劫的三个关联问题

相对于关联性,随后可控制性作为事后抢劫的当场的判断标准更加具有实质有效性。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是否包含先行行为,应立于事后抢劫的财产犯罪"主流性质"与事后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复合行为构造予以解答。尽管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证成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但直接故意犯罪的属性和复合的行为构造更能给出有力的说明。在逻辑上,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和实行中止是没有问题的,而剩下的问题是事后抢劫不同行为阶段的中止是否可罚或如何可罚。

事后抢劫罪的未遂研究——兼及对“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的修正

将事后抢劫拟制为抢劫罪,根据是二者侵犯的法益具有同质性,且侵害或威胁法益的程度相当。"着手是实行行为的开始"的通用标准不宜直接用于判断事后抢劫行为起点的标准;在未取财情形下,将致人轻伤以上后果作为事后抢劫罪的既遂要件,既与相关法条间的解释不相协调,又与罪责均衡原则相悖;作为拟制的侵财型犯罪,事后抢劫未得逞的标准应是行为人未能取得财物。

论事后抢劫罪

由于与抢劫罪一样,同时具有作为财产犯罪的性质与作为人身犯罪的性质,因而,事后抢劫罪被称为准抢劫罪,要求暴力、胁迫达到按照社会一般观念一般情况下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要成立事后抢劫罪,以在盗窃机会的持续过程中实施暴力、胁迫为必要。判断盗窃机会的持续性标准是,盗窃犯与被害人等之间的紧迫对立状态是否仍然在持续。作为本罪主体的“盗窃犯”还包括盗窃的未遂犯,并且,应该以盗窃行为的既遂或未遂作为本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标准。另外,本罪是以盗窃行为以及暴力、胁迫作为实行行为的结合犯,因而在盗窃犯实施了盗窃行为之后再参与进来,仅仅参与了盗窃犯的暴力、胁迫行为的,就属于是否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的问题。

论事后抢劫的司法认定

事后抢劫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规定不尽相同,学者之间也存在一定争议。我国《刑法》第269条被认为是我国《刑法》关于事后抢劫罪的规定。事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看似简单,但我国学者对于盗窃、诈骗、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在刑法理论也同样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对"当场"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导致司法实务中的认定存在一定分歧。因此,有必要对事后抢劫罪的性质与构成要件做一个详尽地分析与梳理,解决理论上的争议,回应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

事后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形态,法律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而学术探讨也只是观点聚讼。未遂是既遂的反面,明确了既遂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明确了未遂的标准;既遂与未遂的判断,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客观描述,更是罪刑均衡与量刑统一的重要尺度。从国内外刑事立法及理论观点对事后抢劫是否存在未遂的博弈与比较来看,应当认为肯定说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我国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结合事后抢劫结果犯的性质以及刑罚目的等方面来看,明确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无论是对于犯罪的预防还是公正的审判皆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事后抢劫的法益侵害双重性与法律拟制性决定了其在既未遂的认定标准上应当与普通抢劫保持一致。

事后抢劫的共犯论展开——以日本承继共犯及共犯与身份相关理论为视角

关于未参与盗窃行为也未事先共谋参与事后抢劫,只是偶然参与实施事后抢劫犯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的人的责任问题,在日本有根据承继的共犯理论和共犯与身份理论加以解决的两种思路。但根据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共犯论以及部分犯罪共同说,应认为后来参与者只应对暴行、胁迫行为负责,而不应承担事后抢劫的共犯的责任。

事后抢劫罪若干问题刍议

事后抢劫罪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经法律拟制为抢劫罪。司法解释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能否成立事后抢劫罪出现了不一致的规定,立足解释论的立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被重新理解,故此承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本罪的犯罪主体。事后抢劫罪与承继的共犯也是一个疑难问题,事后抢劫罪不是身份犯,后行为人成立共同正犯和共犯的想象竞合。但是,根据正犯优于共犯的法理,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共同正犯论定刑事责任。最后,事后抢劫罪存在未遂,盗窃等前提行为相对于事后抢劫罪是一种潜在的实行行为,经由后续暴行、胁迫行为的实施,成为一种显在的实行行为。

事后抢劫实行过限问题探析

事后抢劫是法律拟制而来的一种特殊规定,在基础犯罪范围的认定上具有特殊性。实行过限源于共同犯罪,但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往往不易区分,未过限共犯责任认定也较为困难。复数犯罪人形态下事后抢劫结合二者特性,同时又涉及共犯转化问题,理论上更为复杂。厘清过限行为,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根据具体犯罪类型的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对共同实行犯的过限行为,除了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知晓,还需区分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人积极参与或者有作为义务且能为而不为,则为过限行为;对狭义共犯的处罚属于刑罚扩张事由,使其承担责任主要看主观上有无预见可能性,客观上过限结果能否归属于该狭义共犯的行为,即二者需有因果性。在事后抢劫的场合,通常能认定为行为过限,但也存在例外。

事后抢劫罪的前提条件研究

《刑法》第269条关于事后抢劫罪的规定,明确规定要成立事后抢劫罪,要求行为人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以构成犯罪为标准,由于现行刑法不处罚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因此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不应作为事后抢劫罪的主体。对于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根据包容竞合的适用原则"整体法优于部分法",应该优先适用特殊类型的盗窃、诈骗、抢夺犯罪,由于其不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对其不适用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罪未遂形态研究——以日本刑法借鉴为视点

关于事后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及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区分,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事后抢劫罪的目的以及罪刑相适应的要求,在我国应当承认事后抢劫存在既未遂形态;在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上,应当借鉴日本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解释论中予以完善,以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遂并且也没有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作为认定本罪的未遂形态的具体标准。

事后抢劫罪理论研究

事后抢劫罪又称转化型抢劫罪，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各国刑法对事后抢劫罪的主体范围规定不一，将诈骗纳入事后抢劫罪的范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新。对“当场”的正确理解是认定本罪的关键。盗窃、诈骗、抢夺后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并不必然构成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主观要件浅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关于事后抢劫的主观构成要件的规定看似清楚明了,实际上稍有惩罚范围过宽之嫌,要正确理解此规定的含义进而正确适用,就必须以实质解释为方法,以事后抢劫与一般抢劫的同质性为标准对事后抢劫主观要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合理合法的限制解释。

论事后抢劫不成立未遂

事后抢劫亦称准抢劫,在理论界上对事后抢劫有无既、未遂的争论很大,司法实践上也是十分混乱。从抢劫罪既遂标准、事后抢劫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事后抢劫只有罪与非罪区别,没有未遂与既遂的区别。事后抢劫应属于举动犯,不要求出现一定的侵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转化未事后抢劫,就构成了既遂,事后抢劫无未遂。

事后抢劫罪述评

我国关于事后抢劫罪的立法规定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嬗变过程,而且与他国规定存在着诸多差异。由于法律语言的局限性和立法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原因,现行事后抢劫罪之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了种种分歧。笔者认为认定事后抢劫罪应着重掌握构成本罪的三个基本条件,克服三大疑难点。

浅论事后抢劫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种情形在理论上称为"事后抢劫"或者"转化型抢劫罪"。因为这种类型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所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由于事后抢劫的特殊性,使得其在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方面。

由一则案例论事后抢劫之司法认定

事后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值得评价为"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的行为;对"携带凶器盗窃"中"凶器"的认定宜采"客观危险﹢主观用途"的标准;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对象应限定为被告人观念上特定之人。

事后抢劫罪的构成及其形态探讨

事后抢劫罪出于法律拟制。构建事后抢劫罪,须区分条件行为和实行行为。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是条件行为(或身份行为);事后的暴力、威胁行为,是实行行为。明确了事后抢劫罪的构成,其形态探讨即具备了相应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