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事实对比,激活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是人的核心素养之一,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目标,是政治教师的责任和担当。在日常政治课教学过程中,巧用事实对比,可以有效激活价值观教育。

反事实思维对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反事实思维对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提出假设模型。采用反事实思维量表、安全知识量表、风险感知量表和安全行为量表,随机抽取398名建筑工人进行调查,通过SPSS和AMOS分析验证假设模型。结果显示:反事实思维对建筑工人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安全知识和风险感知在反事实思维与建筑工人安全行为间不仅分别起独立中介作用,还共同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增加反事实思维,提高建筑工人安全知识水平和风险感知能力可有效提高安全行为,减少安全事故。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志愿者的“社会父母”角色研究

尽管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已被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但其依然面临亲情缺失。从角色经验、角色领会和角色实践三个维度,分析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志愿者的“社会父母”角色扮演,发现“社会父母”角色扮演是一个复杂情感劳动过程;“社会父母”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建立起类似亲子依恋的关系,弥补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亲情缺失,利于其社会性发展;由于陪伴服务的短期性、项目式和私域化,“社会父母”不能实现持续的情感替代,会造成二次伤害以及过度依赖。因此,按照一定标准理性地而非情绪化地选择性协调预期角色、规范角色和情境角色,有助于“社会父母”角色持续;“父母”社会化和情感社会化的认知—行动—反馈—修正循环验证过程,对于提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陪伴服务的质量和持久度至关重要。

事实亲子关系规则在代孕亲子关系纠纷中的适用及其启示

代孕子女的母亲身份确认是代孕亲子关系纠纷审判中的难点,实务中适用继父母子女抚养规则解决纠纷具有正当性,因该规则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是我国唯一承认的法定化事实亲子关系类型,具有创立亲子关系的法律效果;在代孕亲子关系纠纷诉讼程式中,法官需要在既有法律原则和功能指引下,通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衡法益冲突原则、维护身份秩序原则,来判断是否扩张适用继父母子女抚养规则,进而识别并确认新的公平关系。立法论上,当在保持我国现有亲子规范框架下,完善多层级的身份秩序,建立事实亲子关系一般规则与抚养事实辅助规则;解释论上,应走出法律的语义解释牵制,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采用系统论解释以消除法律适用疑窦。

论情报事实

[目的/意义]情报事实(包括情报事实素材和情报事实摹因)是被映射到情报学论域的事物及其代体的变化和动向。正确理解和有效运用情报事实概念有助于情报学术探索和情报事业发展。[方法/过程]从若干相关概念的解析入手,阐明了情报事实概念,说明了情报事实的三个类别,展示了通过情报刻画打造情报事实摹因的基本做法,讨论了“线索”“信号”和“弱信号”等概念。[结果/结论]文章指出情报人员和情报机构在为客户解决决策信息不完备问题的过程中,自觉主动运用情报事实、践行批判性思维,可以迅速提高情报工作的品质和效率。

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矩阵式过程评价中的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以数学学科为例

矩阵式过程评价在精准诊断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水平以及教与学的投入—产出效果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为破除“唯分数论”提供了模式上的创新,为减少不必要的无效讲授和无效作业提供了操作思路。不过,一线教师在关联单元知识和学科素养方面、在实施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方面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笔者分别从课堂观察、作业安排和考试设计三个视角讨论了事实认定的途径问题,从知识获取、能力培养和素养提升以及投入—产出效益视角讨论了过程评价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归纳了若干有效的实操方案,期待这些探索可以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完善过程评价工作提供新的问题解决思路。

基于胶囊异构图注意力网络的中文表格型数据事实验证

事实验证旨在检查一个文本陈述是否被给定的证据所支持.由于表格结构上具有依赖性、内容上具有隐含性,以表格作为证据的事实验证任务仍面临很多挑战.现有工作或者利用逻辑表达式来解析基于表格证据的陈述,或者设计表格感知神经网络来编码陈述-表格对,以此实现基于表格的事实验证任务.但是,这些方法没有充分利用陈述背后隐含的表格信息,从而导致模型的推理性能下降,并且基于表格证据的中文陈述具有更加复杂的语法和语义,也给模型推理带来更大的困难.为此,提出基于胶囊异构图注意力网络(CapsHAN)的中文表格型数据事实验证方法,所提方法能充分理解陈述的结构和语义,进而挖掘和利用陈述所隐含的表格信息,有效提升基于表格的事实验证任务准确性.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陈述进行依存句法分析和命名实体识别来构建异构图,接着对该图采用异构图注意力网络和胶囊图神经网络进行学习和理解,然后将得到的陈述文本表示与经过编码的表格文本表示进行拼接,最后完成结果的预测.更进一步,针对现有中文表格型事实验证数据集匮乏而难以支持基于表格的事实验证方法性能评价的难题,首先对主流TABFACT和INFOTABS表格事实验证英文数据集进行中文转化,并且专门针对中文表格型数据的特点构建了基于UCL国家标准的数据集UCLDS,该数据集将维基百科信息框作为人工注释的自然语言陈述的证据,并被标记为蕴含、反驳或中立3类.UCLDS在同时支持单表和多表推理方面比传统TABFACT和INFOTABS数据集更胜一筹.在上述3个中文基准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模型的表现均优于基线模型,证明该模型在基于中文表格的事实验证任务上的优越性.

论互联网平台个人信息侵权诉讼中的要件事实确定

要件事实的确定取决于实体法规定,并作用于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若要件事实无法确定,将会引发疑难案件,在互联网平台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尤为突出。司法实践表明,严守法条主义无法解决疑难案件,应当在该类案件的法律发现与法律证立中考量后果主义。在法律发现过程中,解释实体法以确定要件事实的核心内容,并加入举证困难等因素对规范结构进行适当调整,由此构成以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由三者共同构成的过错评价根据事实作为原告的请求原因,以过错的评价妨碍事实作为被告抗辩的要件事实结构。在法律证立的过程中,将要件事实裁判思维融入司法裁判中的论证中,注重运用以后果主义和协调主义为核心的二阶证立对释法说理进行必要的调适。

《堡垒》: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拍摄的红色电影《堡垒》于2023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首映。电影《堡垒》坚持以“红色人物”为依托进行主角形象塑造,遵循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践行以“红色信仰”为底色的诗意主题表达,在视听景观的建构上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新性的表现手段融于一体,成功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它既为新时代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思考,又为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是一部电影佳作。

事实转向与理由基础

英美知识论近期出现一种所谓“事实转向”的思想趋向,它反对的主要目标是内在主义的思想。事实转向的出现曾被归结为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麦克道尔的析取论;威廉姆森的《知识及其限度》,其核心主张“知识优先”意味着诉诸事实性;丹西的只有事实才能够是行动或信念的好的理由的“实践的实在论”。不过,事实转向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在当今科学创造的时代,突出想象的、构造性的认识方式,应当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二是威廉姆森的“只相信你所知道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实际上在面临所知不足的状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先相信,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证据来确证。三是就认识与事实的关系而言,单有事实是不够的,事实是需要解读与把握的。四是威廉姆森的“证据等于知识(E=K)”说可能会遇到问题。

基于事实存在论的新闻意识

作为新闻源头的事实存在,不是记者对事实的知觉,事实的意义也来自它的实在性。多年来新闻学一直认为,媒体掩盖重要事实符合新闻选择规则;新闻事实是记者的经验事实,包括原初事实没有的东西;无视事实的性质,以受众喜闻乐见、酣嬉淋漓为新闻意识……纠正此类的错误媒介理念,坚守唯物论的新闻意识,记者必须坚信和贯彻唯物论原则。

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与归属论

课税要件事实认定,无疑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却又研究薄弱的主题。税法学者和税收实务工作者,每每面临复杂疑难案件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为了避免对税法实体问题进行处理,而将税法程序瑕疵作为遁途。依据直接证明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应从主体资格的鉴察、税收客体有无的判断、疑似应税事实的辨识、复合交易的解析、名实的审核、归属关系的剖分、量化问题的厘定等七个方面展开。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税法交易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课税要件事实归属理论,立足于类型学思维,表现出规范出发型的实践理性品性,并以模式化思维的理论图景为税收争议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提供引导基准。

“例证”还是“深入事实内部”?——深度访谈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回溯与反思

目前深度访谈法已广泛应用于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并对传播学学科发展产生重大意义,然而该方法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究竟应该偏重于例证、致力于原话佐证观点,还是应该回归事实内部、作出深入分析,这始终是学界在探索和尝试的话题。通过回溯深度访谈法缘起,结合传播学学科特色回顾深度访谈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使用情况做出回应,提出深度访谈应坚持在各个阶段强调基于“人”的视角深入事实内部分析而非简单“例证”,并反思“例证”等不严谨的操作带给方法本身的影响,从而充分尊重方法和学科的严谨性。

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特征事实及障碍因素

在系统阐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6—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考察其演化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区域间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显著;富裕方面是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导力量,物质富裕、成果共享、协调发展、精神富裕的水平依次递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极化现象有所减弱,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聚模式,“先富带动后富”的空间辐射效应逐渐增强;共同方面是制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协调发展维度是核心障碍,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地区农民收入包容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教育资源则是主要障碍因素。

基于反事实的非因果解释研究

反事实情形下的非因果解释理论能够在解释实践中更好地实现解释力,在解释的反事实理论、结构模型解释、最优模型解释等非因果解释理论中均存在反事实。但反事实与非因果解释的结合并不充分,反事实在应用于非因果解释的过程中,引发了非因果解释的不对称问题、过分覆盖问题,以及基于反事实无法涵盖所有类型非因果解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多元干预自由主义的解释立场,解释多元论与结构方程模型的结合为上述解释案例所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对非因果解释的合理性辩护。

政社力量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联动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现代家庭的儿童保护功能趋向弱化甚至缺失,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在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提供福利服务方面如何开展联动工作并优化协同路径,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政策实施地开展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总结地方帮扶经验,借助生态位理论视角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关爱服务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大福利供给主体分别构成了三条生态链主线,通过“政社合作”和“群社协同”两条上行和下行联动路径吸纳各类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服务。其中,专业社会组织处于关键生态位,是各类联动工作的中枢核心;发现报告是联动工作的关键环节,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协作机制。未来应强化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施家庭增权服务,管控伦理风险,推进社会力量的有序联动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吸纳,并完善相关儿童福利政策监督反馈机制,以增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福祉。

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塞尔社会实在论的三重疑难及其化解

塞尔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切入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主张语言是制度性事实的基本构成因素,但在其论证中出现了三个疑难:在关于思想和事实的论证中,可能出现无穷倒退或者循环论证;语言不同于其他的制度性事实,但可以自我确认;在从最低层次的无情性事实向制度性事实的过渡中,语言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其本身又预设了这个最低层次的过渡。莫拉尔等人也看出了塞尔的疑难,主张仅靠意向性就可以实现最低层次的过渡,实际上放弃了塞尔的“制度性事实依赖于语言”的核心观点。笔者一方面批判莫拉尔等人的主张,另一方面也维护塞尔的核心观点。在澄清了塞尔重要概念的基础上的,笔者重新反思“地位性功能与语言”和“意向性与语言”这两组关系,致力于实现三重疑难的化解,进而在更深层的层面上、以更为清晰地方式解答制度性事实何以依赖于语言的难题。

使真者语义下的反事实条件句——基于对前提语义学的辩护

反事实条件句在语义刻画中并不能用解释经典逻辑中的真值函项联结词的方式来解释,其语义解释依赖于语境,并在推理中具有非单调性的特征,同时还要规避“古德曼难题”。这要求语义模型对反事实条件句的刻画要更加细粒化。使真者理论将一个命题为真的原因解释为由客观世界中的特定实体所导致。因此,相比于可能世界语义学,更加细化的使真者语义学在刻画反事实条件句时可以更好地满足非真值函项性、语境依赖、非单调性的要求。使真者语义学中的“理想”构造可以刻画前提语义学中的聚合概念,解决原有前提集会遇到的困难,避免“古德曼难题”,由此为前提语义学提供了辩护,并解释了反事实条件句逻辑中的单调性、等值置换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