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权力与法律:时代挑战及回应

算法是计算机程序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权力。将算法等同于权力忽视了前者是事实的范畴,而后者是规范的范畴。算法给人实在的“权力感”,在于它是一种权力行使的新方式,对权力起着放大的作用并改变了权力的性质,使得权力呈现出事实权力的特征。事实权力强调合目的性、追求实效,增强了权力的效果,提高了权力的效率,但也对法律的价值、权利义务基本范畴以及主体制度构成了深层的挑战。为此,算法时代的法律在适应事实权力突出强调合目的性的特点时,必须发展起调整性理念。以规划法学作为新的方法论,注重法律价值与技术理性的融合,并建构算法应用背景解释制度。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避税的述评与展望

政治进程对企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与政府核心官员更替相关的政治权力转移,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导致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事实政治权力转移使得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形成了短暂的"空窗期"。自然地,会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和选择。

论公司实际控制权:性质·渊源·法律导向

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没有法律的授权但却在事实上拥有支配和操纵公司经营活动的权力。这种权力属于事实权力,起源于股份所有与表决权分离、人力资本优势、市场支配地位等因素,并有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公司事实权力虽然对法权配置具有某种弥补作用,但是往往导致公司运作偏离公司法的预期,造成公司法权配置功能失灵、异化,损害公司及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的导向应当是发挥趋利避害功能。一方面,在公司自制空间内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法权抑制、消除其负面影响,确保公司治理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行。

卫生违法行为信息公开探研

公开卫生违法行为信息属于非权力性事实行为,对于促进卫生行政机关与公众的良性沟通、威慑和督促违法行为的改正、引导公众健康生活和工作具有独特价值。比例原则不仅适用于是否发布卫生违法行为信息,而且也适用于如何发布卫生违法行为信息。卫生违法行为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应以中央立法方式推进,以增强制度的公信力和稳定性。

行政指导的法律定性及其构成要件初探

行政指导应属于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目的、行为主体、非强制性行为方式、行为法依据以及诱导利益。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

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近现代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规范为中心的权力认知模式。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国家制度建设所呈现的渐进性和试验性,使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形成了规范内外不同的权力生长与存续机理。碎片化的规范,赋予了地方在特定领域内的财政自主权。同时,依赖政治过程的分散化策略,引致了权力的制度外溢,形成了诸多所谓的"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尽管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但如果始终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法治秩序终将会崩裂。地方财政自主权,必须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循序形成。

论行政指导的性质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指导属非强制性的权力性事实行为 ;对行政行为概念的界定应采取最广义说 ;对于行政指导应从实体法、程序法和事后救济三个方面来进行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