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张岱年对罗素实在主义事实观的转进

罗素在摹状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命题化的实在主义事实观,体现了以科学主义解释世界的路径。罗素对事实的理解,彰显了探索世界的数学方法,但消解了认识世界的价值维度,加剧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局面。张申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通过提出大客观法,融合了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和孔子重“仁”的人生态度。张岱年从生活实践出发,以“理生之统一”为宗旨,提出了独特的天人关系理论。张申府、张岱年在各自立场基础上,通过对事实的不同理解,在不同层面转进了罗素实在主义事实观,从而为沟通事实与价值问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论刑事和解事实观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刑事和解的事实观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的事实观,分为入案事实和出案事实。入案事实只要达到立案标准即可,出案事实定位为基本事实清楚为宜。同时,在刑事和解中也应当承认合意事实的存在。与刑事和解事实观相适应,关于破案和错案的观念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事实或实践:两种不同的课程知识观

从课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课程分为“作为事实的课程”和“作为实践的课程”两大类。作为事实的课程是基于“知识是客观的”这样一种认识论,作为实践的课程观是建立在建构主义知识观基础之上。作为事实的课程观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虽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已不适应当今教育的需求。作为实践的课程观作为新生事物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以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

什么是定罪的法律根据,是近年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新主张处于强势话语地位,而中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则深陷危机之境。新主张无疑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必要重申:"以事实为根据"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它与"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原则共同构成了判决原则的一体两面。不过,"事实"不应只是通常所强调的"铁的事实",还包括"不一定为真但仍愿意确信为事实"的这种"事实(观)"。

解构与回应——从课程观角度再论“吕叔湘之问”的话语策略

1978年,吕叔湘以"咄咄怪事"接连两次向语文教学提出质疑与批评,成为横亘教育者心头一大难题。现在,重新审视、解构"吕叔湘之问"的话语策略,从话语策略角度重新解构"吕叔湘之问",洞察"吕叔湘之问"背后不易察觉的话语窠臼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对现代课程观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客观事实抑或认知建构:罗素和金岳霖论事实

罗素发展了一种实在主义事实观，其核心论题是：世界包含事实，事实在外部世界中。他通过逻辑分析的原子，如各种“殊相”、谓词和关系，得到原子事实，由众多的原子事实通过否定词和量词的连接，得到负事实、普遍事实和存在事实，由此来说明世界的本体论结构。他把自己的这套学说叫做“逻辑原子主义”。金岳霖或许受到罗素及其哲学的影响，对有关事实的诸多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他发展了一种认知主义事实观，其核心论题是：事实是被接受和安排了的所与，更明确地说，事实是认知主体在感觉材料基础上所做的一种认知建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这种事实观与罗素的事实观迥然有别，得出了很多与后者截然相反的结论。

量刑规范化的逻辑层次关系解析

量刑的规范化构建是确保量刑公正的法律保障。量刑活动的逻辑层次关系和对具体要素本质属性的共识是确保量刑规范化构建的理论前提。确立量刑证明的事实观、量刑刑罚幅度的价值观和量刑裁量的方法论,有助于深入探索量刑规范化的逻辑层次关系和理论体系构建。以量刑证明事实观引导量刑证据、量刑证明的规范化体系构建,排除量刑请求与量刑证明的直接关联;以价值观为指导,确立刑罚的基本单元和刑罚幅度;以量化裁判的理念确立量刑的计量方法。最后,运用系统论思想协调量刑证明、量刑刑罚和量刑裁量三者的有机统一,实现量刑公正。

谷歌事件的修辞分析

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就暗潮涌动。谷歌退出中国的事件又在中美两国间掀起了一场"修辞的战争"。在分析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修辞学理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视角。在通过分析中美主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以及这些报道所产生的效果,不难得出修辞者能否对指控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能否对"事实"持有灵活的观念以及能否调控受众的情感态度,将对修辞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无证明标准的立法,法官把握证明标准尚处于非理性和低层次状态。应坚持法律事实观,排除非法的证据材料,承认诉讼证明的相对客观性和主观性,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法律效力的经验证成

从法律效力的直接对象———理性人出发 ,在将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进行区别的基础上重新对其进行审视 :法律效力应是一个过程 ,它并不仅仅基于立法而止 ,良好的法律实效因为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也可以成为法律效力的一个来源。同法律效力的逻辑探寻不同 ,这种效力力源的发现乃是一种经验求证 ,而在现代社会 ,它才是真正的法治软件。

刑事诉讼事实形成机理探究

以往的事实发现理论将裁判事实看成是单方反映和发现的结果,追求诉讼认识与客观实在的符合,是一种结果性事实观的体现。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认识活动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主客体间的关系,法律事实是在诉讼活动主体间的行为和交互作用中生成的,是各诉讼认识主体共同建构的产物,建构性诠释了法律事实的形成机理。通过开放的程序建构出来的法律事实是一种程序性共识,以其作为裁判的基础,能够重建司法裁判的正当性。未来,我国刑事司法应打破结果性事实观的束缚,以理性、开放的程序性事实观为指引,进一步区分对抗式司法模式下的博弈性事实与合作式司法模式下的合意性事实在形成机理上的差异性,最终实现事实理论对刑事程序改革实践的引领。

“显象”知识可以反驳知识论证吗?

作为一个反物理主义论证,“知识论证”试图通过诉诸世界中存在现象特征这一直觉,引导我们认可世上不仅存在非物理的知识,而且存在非物理的现象本体事实。近年来受到热议的“新知识—旧事实观”论证了现象概念能充分得到物理说明,并且物理知识和现象知识指称的都是同一物理事实。如果这种捍卫物理主义的策略是可行的,那么对这类新知识的范畴界定就变得极其重要。本文将沿着事实与知识相分离的进路,论证这类知识是一种被称作“显象”的新知识,进而展现这种知识的内容被物理理论说明的可行性。这表明以意识经验的现象特征为内容的“显像”知识符合物理主义,从而为回应“知识论证”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习惯法的修辞—辩证观

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与德沃金的《法律帝国》在主题上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德沃金试图厘清构成和限制了法律论证的政治价值的维度,试图提倡一种具有整体性、社区性和博爱的政治,并把这当作创造适用的法律的基本要求。福斯特也探讨了政治和道德价值的维度是如何构成和限制人际关系的,他还描述了整体性、社区性和博爱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法律的显明事实观主导了司法决策。在过去的两百年,就司法对法官职能所持的态度而言,显明事实观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法律的诠释观如今主导着进步的法律理论。实际上,对法律本质的理解已经从文本转向了实践,从既定事实转向了不断修正,法律既不显明,也不是事实。法律的学说只是组成了现实的语言建构,法律和法律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论证实践。论证是一种语言建构。许多问题对最终决定论证性法律实践的本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问题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核心。古希腊人最先思考论证的本质和方法,而古希腊的修辞—辩证传统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的法学,要把法律理解成论证性实践就必须从理解论证性实践的起源开始。

卢卡奇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及其悲剧性结局(上)

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卢卡奇哲学思想的争论已有近百年历史,总体上看,忽略其经济哲学性质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后果是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根本特质和真实历史地位无法被揭示出来。在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检视卢卡奇哲学思想,具体内容和评价性结论就会发生质变,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哲学思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卢卡奇在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视域中提出并回答何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特质被揭示出来。卢卡奇大力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事实观,用马克思辩证总体的经济事实观与之相抗衡并发展出自己的经济事实观,为物化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准备了方法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