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再探

本文试图以宋代相对清晰的制度状况反观敦煌吐鲁番所出相对零碎的材料,对事目文书的分类、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被前辈学者统称为"抄目"的各种事目文书,在形式、功用上有着本质差别。除了常见的"受事发辰"记录外,一种为规整的收文登记,不但可存档备考,还可以与发文机构的事目进行照验;另一种则是官司内部文书处理完成后的记录,在宋代被称为"勾销承受簿"。

试析唐宋地方志书财赋事目的流变——从陆广微《吴地记》所载唐苏州税额疑点说起

作为研究唐代两税法的重要史料,陆广微《吴地记》所载苏州税额存在疑点。一方面,先在县级范围合计两税、榷利额,后析分送使、留州、上供额的形式,与唐后期当地的具体实践不符;另一方面,从《吴地记》成书直至明中叶的数百年间,其他吴地志书在登载前代税额时,从未征引过这一记述。志书中财赋事目的出现及变化与中唐以降赋税征管制度的演进相伴:唐宋之际的图经已记载两税元额;南宋时期地方自主纂修的志书,则将赋税化的榷利额纳入其中,并有意记述征调明细和地方官均赋减额的举措;元志大体延续宋志之例;明初朝廷基于财政集权体制确定了方志登载赋税的统一体例。《吴地记》有关财赋的记载,不符合其主体内容编纂年代——唐后期的志书体例。

乾隆初年关于朱子《社仓事目》论争探略

乾隆初政,继述祖志,意欲匡复“三代之治”,达到“养民”“足民”的为政目标。社仓积贮即为养民之政的重要一途。乾隆初年关于朱子《社仓事目》的大讨论是乾隆朝通行社仓过程中重要的“粮政事件”,成为观察十八世纪国家对社会控制抑或是社会管理能力及传统社会政府职权拓展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