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常识的建构——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北宋台谏“风闻言事”特权化

北宋台谏风闻言事的特权,是指皇帝对台谏的进言不可问由来,也不可追究不实之罪。该特权在北宋并非由真宗年间天禧诏书确立,而是在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实践中确立的。台谏在论说中反复借助"故事"这一托辞促其形成北宋的一个政治常识。尽管北宋台谏和执政双方针对台谏职守问题进行过持续的争论,但关于台谏"许风闻"一事却无人置疑,表明它已成为北宋士大夫的一个常识性存在。风闻言事特权的形成以及履践过程,体现了北宋政治实践中事实与言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揭示了北宋士大夫通过汲取历史资源完成政治常识建构的独特机制。以此管窥唐宋变革,可知它的历史断裂可能恰恰来自于宋人对历史资源的利用和改造。

“以事言道”:《淮南子》“道论”之展开

《淮南子》以"言道"和"言事"并举的方式,阐述了早期中国的事件哲学思想。在作者看来,神、人、物均为事件形成之主体,神话-历史事件是作者言说"道"的重要载体。作者认为"事"是"道"的载体,"道"是"事"的根本,如果只言说"道"则不能使人真切感受到"道"的迫近和必要,因而需要借助"事"来说明"道"如何参与、支配万物之变化;如果仅仅着眼于"事",人们可能只关注眼前所见,而不能将之与"道"相联系,不能明白"事"与"道"共同运转的道理。作者着力强调消除人为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举事顺道",主体行动应消除欲念和功利之心的干扰而达到"无事之业"的境界,人由此转化为神。这种观念将人的纯净精神提升到至高地位,是一种主体性精神哲学。

“风闻言事”:监察谈话的可能与不可能

现行《监察法》第十九条指出:"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作为调查措施的"谈话"制,其与中国古代监察官员根据坊间传闻即可立案纠劾的"风闻言事"制度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二者在行使其谈话权时难免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即对监察权力现实的过度使用或滥用。在当前监察谈话法律规则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若监察用权行使过当,则易重蹈历史上风闻枉滥的覆辙,若用权不足,又则无法满足"红脸出汗"常态化的党内执纪监察要求。

风闻言事制度及其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风闻言事是我国古代行政监察的一种重要方式。文章主要从风闻言事的概念及历史表现出发,通过风闻言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分析形成原因,最后揭示出对我国行政监察的现实意义。

武则天“建言十二事”实施及性质考论

武则天于唐上元元年提出的“建言十二事”,常被看作是毫无实质作用和影响的官样文章,或是将其视为武后权利欲望显露的表现和高宗武后间存在矛盾的证据,其中尤以第九条建言为主。建言的真正价值与积极意义并未完全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事实上,建言的不少举措,在高宗、武周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落实。建言不仅是改良社会的良方,还是社会变革的预兆,更可以印证高武二人的战友关系.

探析康熙中期重开风闻言事之原因

康熙中期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朋党集团,吏治渐趋败坏,如果不及时遏制,将会威胁到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再加上康熙帝有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些因素促使下康熙帝决定重开风闻言事。康熙帝通过加强科道官的权力,从而制约和打击朋党集团,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重要基础。

唐志契《绘事微言》之“陈”“新”“弊”

唐志契的《绘事微言》是一部中国山水画论著,不仅对宋代画论以及同时代的明代画论有着一定的继承,还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当时绘画创作的理论依据。《绘事微言》中袭陈言之处体现为对刘道醇、莫是龙画论的继承,出新意之处体现在“山水性情”“山水写趣”“丘壑藏露”等观点,但在论述李成、郭熙之子孙有绘画建树方面出现错误,且将李思训、范宽的里籍记载错误,评论吴道子也有问题。《绘事微言》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是一部有价值的画论著作。

“风闻言事”在清代的变化——以《钦定台规》为中心的考察

"风闻言事"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都有的一项特殊权力,从晋至清一直传承相沿。但其实施状况在各代并不相同。在清代,"风闻言事"发生了重大转变,清前期鼓励,中期限制,后期则绝对禁止,这一行使了过千年的制度终至尽头。

九门提督“风闻言事”与京城政局——基于康熙朝满文奏折档案的考察

康熙末年,夺嫡和党争日益激烈。康熙帝秘密赋予负责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风闻言事”和密折奏事之权,替皇帝探听在京的皇子宗室及各部官吏的隐私,另替皇帝秘密调查“风闻”事件的真实性。此段往事掩藏于满文奏折档案中,鲜为人知。在康熙末年政局暗藏危机的环境下,康熙帝通过九门提督的“风闻言事”,加强了对京城政局的掌控。

北宋对“风闻言事”的限制及其影响

宋代完善的台谏制度对宋代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甚有“宋成也台谏,败也台谏”的说法。而“风闻言事”,作为北宋台谏的一项重要特权,在北宋的政治格局变化中,又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北宋“风闻”环境宽松的情况下,言官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进言,统治者对其做出了一些限制。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特点,“风闻言事”所发挥的作用虽不如预期,但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风闻言事对当代网络反腐的启示

风闻言事是封建统治社会的产物,在古代监察制度中起到过积极作用,与当代网络反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从风闻言事角度剖析当代网络反腐的利弊,从中得出启示并让其更好地发挥反腐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网络反腐法制化、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廉政建设的发展。

风闻言事

北京刚刚涎生了新的“地王”。北京内城住宅商业用地东城区香河园3号居住及商业金融用地项，在经历了40轮竟价后，被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19．15亿元竞得，楼面价格达到了2．57万／平方米。这不仅刷新了北京年内单价地王纪录，也成为2012年年内全国土地市场楼断价最高的地块。

风闻言事

安定门大悦城遭遇“难产”。安定门三利百货停业已有近一年时间，但安定门大悦城的审批程序依然未获通过。由于临近地坛古建筑群，安定门大悦城项目规划很可能受到层高限制，如果项目投资回报率达不到要求，中粮集团方面可能会放弃该项目的建设计划。

“风闻”不是谣言

我们这里所说的“风闻”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叫“风闻言事”或“风闻弹奏”．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指的是御史等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且不记揭发人姓名．不重证词和自讼。御史“风闻弹奏”的职权和对象十分广泛，“肃正朝仪，纠弹不法，鞫审重狱．监察军旅”无所不包．“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通典．职官典》）。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政治制度史探源

对于医疗侵权这类特殊侵权案件,我国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当事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以及法律的公平价值的实现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两个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倒置后医患双方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很多人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对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依据很多学者侧重于法理上的研究,鲜有学者从政治史上来寻根问源。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在政治制度史上的实践范例就是中国古代的“风闻言事”制度。

明代六科给事中浅议

“给事中”原意为服务于内廷，在汉代并非正式官称，到了魏晋逐渐成为正式官称。到明代有六科给事中，其职权主要通过一定方式行使，但较之唐宋之给事中，权力已大大削弱，是蜕化的宦官机构。明代六科对皇帝有规谏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的一切活动最终要受到皇权的制约，所以也有它的消极作用。

“风闻言事”新论

“风闻言事”是中国封建时代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的监察制度,其兴起与演变的过程,历来说法不一。现代历史学者周一良依据《后汉书·蔡邕传》《续汉百官志》等资料,认定“风闻言事”源于东汉蔡邕向汉灵帝上《封事》提出的“三公谣言奏事”建议。但“谣言奏事”的用途在于考核官员殿最,与御史的监察职责关系不大。从梁武帝发布的《天监诏书》可知,梁武帝鼓励御史“风闻言事”,目的在于纠弹有罪。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派出“绣衣直指”查处有罪官吏的做法,其重用酷吏严刑峻法,让他们充当揭发百官罪过的“耳目”,与“绣衣直指”被赋予专办案件特权的用意相辅相成。由于御史“风闻言事”即使罔顾事实也享有免责特权,这一制度设计漏洞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故实行以来一直争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