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

在先秦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人物言论和言事并行的故事类体裁以及普遍流行的征引语料(称之为"事语"),与当时最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资料可资证明。史官和士师是此类史料的主要传播主体。口耳相传的性质使"事语"类史料具有集体记忆和变异性的特征。广泛存在的口耳传事的传播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认识先秦史料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接近。然种种迹象表明,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这样的推断,除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史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他出土材料的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旁证。考察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体裁的＂语＂及其流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态,由此也奠定先秦史传文献"事语"这一文体形态。先秦"事语"文献可以从编年体、"事"与"语"之间组合两个角度进行形态学划分。按照前一标准,"事语体"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两大类型;按照后一标准,大致可划分为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在交叉融汇的地方,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站在演进的立场上看,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出现之后,先秦史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是我国解放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之一,帛书的出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在这批帛书中,有一种记载了我国春秋时期历史的古佚书。这种帛书广约23厘米,长约74厘米。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

《春秋事语》记言论略

《春秋事语》记言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作多方面、多层次的再现性或完善性展示,它包括补充式展示和推理式展示两种模式。除了具有再现历史真实面貌、反映当时历史形势、揭示某些历史规律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改变叙事的展示视角、“省文可知”以及准确、鲜明地再现或表现人物的历史表达及其文学上的价值。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春秋事语》札论

《春秋事语》中的□赫不是杜赫而应是高赫 ;闵子辛就是闵子辛而不能疑作闵子骞 ;公子浮、公子段是同一人 ,即《春秋》等中的公子鱼专 ;《燕大夫章》或许可系在前 5 36年———前 5 35年 ;“归而饮至 ,而乐”似应为“归而饮至而乐”。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论证分析——兼论出土文献的逻辑史价值

中国逻辑史研究一直以传世文献为核心史料,缺乏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然而,出土文献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冲击也将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研究。本文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所载论证实践为例,揭示了其中常见的论证模式以及论证主体因素对于论证说服力的影响。这种对出土文献的论证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先秦时人的论证活动,而且可以促进对相关传世文献的理解,同时也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史料范围。

从先秦“事语”文献看纪传体的生成

先秦“语”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次生态文体,从篇章“语”体来看,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从专书“语”体来看,又有国别体与语录体。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事语”体的出现,二是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的生成,三是“语”体文献与编年体的结合,这些因素为纪传体的创制先行奠基。具体言之,《史记》本纪、世家效法《左传》《国语》,列传取法《国语》,而书则取法《尚书》;此后《汉书》本纪则主要取法《春秋》,同时也融入《尚书》之因素。这表明,《尚书》《国语》《左传》乃至《春秋》与司马迁创制纪传体有着重要关联。另一方面,“事语”是《尚书》《国语》《左传》生成的核心文献,而《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诸体也蕴含丰富的“事语”文献,因此,“事语”文献成为纪传体生成的重要环节。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研究综述

1973年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春秋事语》所记内容多有与传世文献互见者,帛书《春秋事语》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独具意义。在对《春秋事语》文本进行整理的同时,研究者着重于帛书性质、帛书与相关传世文献关系以及帛书的文体特征等问题的讨论,取得了很多成果。

《春秋事语》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针对帛书《春秋事语》在研究上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探讨了《春秋事语》与《左传》之间的传流关系,希望对这一文献的解读起到一些作用。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

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有一种记述春秋史事及有关议论,原无书名,发表时题作《春秋事语》.这卷帛书残碎较甚,整理时由唐兰先生缀合复原,我也曾拼复一份.整理小组的释文于1977年在《文物》刊出,同时发表有张政烺先生的文章.其后,马来亚大学郑良树先生。

帛书《春秋事语》考论

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在语言运用上不如《左传》精炼、生动,在史实把握上不如《左传》缜密、细致,在思想倾向上与《左传》也有一种时代的先后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春秋事语》应当是《左传》之前的史学作品,是《左传》广采博取的史料中的一种。

論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的創作意圖、主旨及思想

《春秋事語》的創作目的是爲統治者提供鑒戒,教他們如何在政治鬥争中保全自身或在國家間的鬥争中保全本國。從主旨上看,各章都反映了議論者非凡的洞察力,這與《説苑·權謀》性質相同,强調的是能察微知著、防患於未然的能力。從思想上説,有些篇章的評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則帶有法家色彩,因此不是《説苑》那樣的儒家著作。作者没有固守某一學派的主張,帛書所論屬於實用性的學術。《春秋事語》的創作目的、主旨及思想與《左傳》有本質的不同,不屬於《左傳》的傳流系統。

简本《春秋事语》与《管子·大匡》、《左传》对读札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春秋事语》之"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可以与《管子·大匡》、《左传》中的文段对读。通过简本和传世本的对读,发现一些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义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燕大夫章"起民之暨也"之"暨",当读为"塈",训为息;晋献公欲伐虢章"且少长于君前"之"前",当读为"贱";鲁桓公少章"卒必■之""果以其言■之"之"■",皆当读为"谮",诬陷之义;宋荆战泓水之上章"非德伐回"之"非",当读为"配";吴伐越章"使守布舟"之"布",当读为"甫",训为大;鲁庄公有疾章"■德■怨"之"■",当读为"措",训为弃置。

景语、物语、事语,乃诗语——诗歌鉴赏方法摭谈

抬头仰望,头顶上是一片璀璨的星空。那是我们说不尽、道不休的诗歌星海。山水田园诗、咏物诗、咏史诗、即事抒怀诗等等,正是那一粒粒的明珠。走近它们,不易。但它们闪闪的招引却让我们依然脚步不止地向它们迈进。

读帛书本《春秋事语》

一闵子辛即闵子骞的补证《春秋事语》共有十六章,其中有三章都有闵子辛的议论。张政烺先生以为:“闵子辛此人它书不见,疑即闵子骞。《说文》三篇上:‘辛,罪也,从干二,读若愆。’辛辛形近,愆骞音同。闵子骞名损,辛、愆和损义亦相应。”。张先生以为辛愆音同,而愆又同于骞,故见于《春秋事语》的闵子辛即闵子骞。这样的推断,极为合理。现在还可找出其他的旁证来证实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