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视域下18世纪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关系的嬗递——以《第二世嘉木样传》为中心

清朝中央政府在青藏高原确立统治权威的进程中,经历了以蒙治藏、蒙藏分治、以藏治藏到直接管辖的曲折历程,和硕特部前首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拉卜楞寺之间檀越关系的转折,正是此脉络在甘青地区的历史缩影。以探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国家在场”理论为视域,结合《第二世嘉木样传》中的相关史实可知,清朝前期在对甘青蒙藏地区逐步提升管辖能力的同时,区域内部也在进行相应的有意无意地整合,而当清朝政府的权威进一步深入影响地方后,蒙藏民族关系则呈现出自觉加强中央向心力与彼此之间通和往来的发展趋势,继而使清朝大一统局面日益巩固。以此个案可窥探18世纪甘青地区蒙藏民族共享历史符号、塑造集体记忆以及增进国家认同的发展进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所全面认识。

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

六世班禅东行朝觐是清朝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六世班禅为保证东行顺利,提出给他的随从种痘,并在甘肃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大力协助下为200多名随从实施了种痘。这是六世班禅东行途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清朝的汉文档案资料中很少提及,在学界还鲜为人知,而此事又与六世班禅大师之后在北京染天花而圆寂相关联,使人产生一些疑惑。本文从二世嘉木样活佛与六世班禅之间的关系着眼,解读二世嘉木样活佛率领班禅大师的随从在东行途中前往阿拉善种痘的经过,解释六世班禅本人未种痘的原因,对班禅大师在北京染天花圆寂的始末进行分析,解答了某些人提出的为何六世班禅一行人中仅班禅大师一人在北京得天花以及六世班禅是否因病圆寂的疑问,为解开这一历史的谜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