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衡《二京赋》的规谏方式新变

规谏被汉赋作家视为赋的重要价值所在,汉赋的规谏往往带有"以颂为讽"的特点,"以颂为讽"是一种比较婉曲、隐晦的规谏方式,但是有时正因为其过度隐晦的方式和过多的颂而不能充分发挥汉赋作家渴求的政教讽谕功用。张衡《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打破了"以颂为讽"过度隐晦、过多颂的规谏特征而具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契合现实"、"多角度的暴露"、"落脚点明确"三个方面。《二京赋》中的规谏方式较好地调和了创作动机与阅读效果不一致的大赋传统规谏矛盾,在汉大赋规谏手法的革新上作出了成功探索。

张衡《二京赋》“实用”特色的儒家思想动因

张衡认为大赋应发挥出有补风规的政治功用,在张衡笔下,《二京赋》能注重契合现实,反映社会弊端,具有鲜明的"实用"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跟张衡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由于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张衡形成了一种尚实的学风和作风,而对虚妄之事极力禁之;并且形成了强烈的入世致用之心,形成了文必有用的创作思想。张衡的《二京赋》因注重创作的实用性而把大赋创作推入了政治化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大赋的审美色彩。

张衡《二京赋》的都市环境美学思想

张衡是以伟大的科学家享誉世界的。其实,他还是杰出的美学家,其代表作《二京赋》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此文对于长安、洛阳两京的选址、建筑、园林及统治者生活的描绘,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市环境美学思想,主要包括：都城建设的天子意识,都城建设与天宫的对应;都城建设的＂中国＂意识即世界中心意识;都城建设的安全意识;都城建设的礼制意识;都城建设的生活意识;都城建设的生态意识;都城建设的景观意识。

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张衡《二京赋》中的主题辩

《二京赋》是张衡最主要的作品,它的主题,一直被认为是讽谏,其实,这是对《二京赋》最大的误读。《二京赋》是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中国文学史对于赋的功能一直存有偏见。几乎从汉代开始,关于赋的意义,就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其实,这与事实不符合。赋尚大美,本是汉帝国雄强奋发时代精神的产物。追究《二京赋》被误解为讽谏的原因是受儒家诗教说的影响。终其两汉,赋的写作均在讽谏与颂美两者之间转移。在东汉后期,颂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对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张衡的《二京赋》可以视为赋的写作由讽谏到颂美转变的标志。

张衡《二京赋》的风俗世态书写及其审美趣味

东汉张衡在《二京赋》中对京都风俗世态进行生动摹写,表现出其独具特色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在赋中并未直接呈现,而是通过作者的批判式言说间接表现出来,即将感性的审美趣味渗透于理性认识中。其根本原因在于赋家非依赋作而腾达,在与政治权力的适度疏离中,保持人格之独立,使作品成为个人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审美倾向。

《二京赋》名物铺写探究

《二京赋》名物品类繁盛,凡天文地理、人物典事、宫室器物、动植物等无所不包。名物铺陈,或凭虚构象,广致奇异,或征实可信,据实摹写,皆"连类"相属,鱼贯而列,体系明晰,结构浑然。其名物及其铺写既有承袭又有新变,文辞着重于新事物的摹写,于新变处力求凌驾前修,为京都大赋的创作注入了新意。其名物寓言褒贬,或夸饰文治武功,或暗讽奢靡无度,彰显赋家风范,亦展现了汉代人们的物类观念、知识结构、社会生活、典制礼仪以及审美心理等。

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

散体大赋《二京赋》与抒情小赋《归田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大赋到小赋,从写都市到写田园,张衡完成了汉代赋作从文体到题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通过研究这两个转换,可以发现汉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赋家心态和儒家精神所发生的变化。

修中诚《两都赋》《二京赋》翻译研究

汉赋往往给人“虚辞滥说”“靡丽多夸”的印象,细读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两位中国诗人——汉朝生活思想剪影》却并非如此。修氏在其作品中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以班固和张衡作为长安和洛阳历史兴衰的见证者,研究《两都赋》《二京赋》的文学意义和史学价值,从班固、张衡的知识论意识和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出发考察汉代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翻译汉赋,整体上把握两篇赋的内容,客观介绍历史史实,与普通的文学翻译有所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俯视万有 贯通宇宙——析《两都赋》《二京赋》空间意识

京都赋列于《文选》开篇,反映了萧统对这一题材的认识和重视。以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选》中汉代京都赋的浅析,管窥汉代空间意识。

浅论张衡《二京赋》的讽谕意义

张衡是我国古代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他不但以自然科学上的重要贡献名重青史,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纵,久无嗣响。”可见后人对他的评价之高。本文试就他的力作《二京赋》的讽谕意义作一初步探讨、求得同仁们的指教。 张衡一生历经东汉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和顺帝六个朝代。他“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①,先后任郎中、侍郎、太史令、侍中、河间相,最后卒于尚书任内,年六十四岁。《二京赋》是他的前期作品。据孙文青先生《张衡年谱》,该赋当写成於公元一○七年,时张衡三十岁,安帝永初元年。

试论张衡《二京赋》“惩奢劝俭”讽谏特征

张衡的《二京赋》大量铺写宫殿、飞阁、楼榭、林苑甚至市井、商贾、游侠、百戏等,用意深远,以此讽"奢"。基于此,本文从揭露天子的"奢"以劝"俭"、鞭挞豪强商贾"挥霍无度"及议论褒贬以"惩奢劝俭"三方面探讨张衡《二京赋》"惩奢劝俭"的讽谏特征,以期能使读者深刻理解《二京赋》。

月令之学与《二京赋》的论述

张衡《西京赋》借西汉之奢靡暗刺东汉统治阶层的腐朽,《东京赋》则利用较为特殊的结构为天子制法,在赋中重点铺写明帝一生政绩并因四时而分列,根植于月令之学的兴起以及明帝"顺行时令"的施政纲领,宣扬尊时、爱民的为政之道。《二京赋》知时、明时的观念折射出微妙的玄思之致,成为作者此后在人生修持和文学创作中贯彻"朝隐柱史"生存境界的开端。

张衡《二京赋》文体发微

张衡《二京赋》向来被视为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但与传统汉大赋相比,《二京赋》在功用上以针砭时风和文学争胜为主,不以娱悦、歌颂君主为旨。在写作上以讽刺为主,现实批判强烈,突破了汉大赋常规的"劝百讽一"模式。在赋旨上,于体物之外突出个体怀抱的述写,有别于前代汉大赋缺乏抒情意味的普遍状态。结合张衡其他文赋如《请禁绝图谶疏》《思玄赋》《归田赋》等存在政治主张、人生思想相通互证的关系考察,《二京赋》在汉大赋的文体演变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选·二京赋》薛综注真伪辨

张平子《二京赋》乃《文选》中经典篇章，古来注家颇多，如晁矫、武巽、薛综等。李善为《二京赋》作注，就是在薛综注基础上进行。李善云：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汉晋京都赋的“摹拟”问题探析

汉晋京都大赋中"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系列可谓典型的"摹拟"文学。然而张衡与左思的京都赋创作虽一律名曰"摹拟",实际上却具有不同的涵义,《二京赋》主要是在文章规模上对《两都赋》构成超越,而《三都赋》之于《二京》《两都》则是全方位的创新。在从班固到张衡、再从张衡到左思的文学"摹拟"现象中,发现他们以"摹拟"前辈为具体手段,体现了赋体文学中承袭与创新的微妙关系。

论汉赋的题材内容

莱辛论古希腊文学时指出,其时的作品所以能引人入胜,主要是“题材本身的完美”(见《拉奥孔》)。歌德也说过,离开题材就没有艺术,“如果题材不适合,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见《歌德谈话录》)。可见题材之于文艺创作是多么重要。中国汉代的艺术虽然不同于古希腊,也不同于歌德生活的德国,但艺术总要使用题材却是不变的规律。研究汉赋题材内容的特点和变化,对于认识这种文学的性质及其思想艺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汉赋对现实的批判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从整体来看,这段时期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政局稳定,人民殷实,是我国古代史册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汉赋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赞美兴盛、歌唱繁荣,形成了它“润色鸿业,义尚光大”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