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物的二元产权结构--公共地役权及其设立的视角

公共地役权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并用以对抗第三人而要求私法财产权人持续承担某种负担的权力或权利,可以在私法财产上通过强制命令、行政合同、捐赠奖励等方式设立。从这一视角看,公物上可以同时存在公共地役权与私法权利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服务于特定公共利益,由作为公法物主的行政主体或公众行使;后者服务于供役人私人利益,由作为私法物主的原始财产所有者行使,但前者优先于后者并排挤后者,因此,私法物主的私法财产权只在不损害公共地役权的范围内才存在,因而是一种"剩余财产权"。

二元产权结构、父爱主义和利率双重双轨制

文章认为,政府的父爱主义使政府以信贷成本优惠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使二元的产权结构必然内生出利率双重双轨制的制度安排。利率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分割程度的下降都有利于抑制国有部门的扩张,进而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融资成本之差。中国现阶段利率双重双轨制,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产权问题,仅仅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而没有相配套的产权改革,利率双重双轨制问题将难以解决。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结构效应及通货膨胀——基于产权二元结构下利率弹性差异的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存的特殊产权二元结构决定了它们对利率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而不同利率弹性的国企和非国企之间不同行为选择在利率市场化下将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不合理。当利率市场化所导致的利率上升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时,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将通过价格调整来转移这种压力,从而形成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并引发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本文从理论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论证了利率市场化下信贷市场的结构效应及通货膨胀效应。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特殊产权二元结构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特殊的产权二元结构为现实背景,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简单AK模型,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增长模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与利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长期严重依赖于投资,利率作为资本价格的调节机制虽然对非国有经济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其对国有经济的调节功能却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前,盲目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只会给保增长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依产权二元结构: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必须明确设置的依据、位置及其运行规则等。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既是资本自由行与禁止入的结合,也是市场激励、政府管制的互补与边界。通过法律规则控制、调节资本的政府限制属于禁入的“红灯”,市场作用以及产权保护属于自由行的“绿灯”。政府限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允许普遍性限制资本。根据资本增殖的特性,“资本运行”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位置。为此构建资本产权状态二元结构理论,资本静态归属产权的支配绝对自由,资本动态利用产权受到源自社会化的政府限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集中在市场壁垒的资本垄断、社会成本的外部性、劳动力资本化管理等多方面。

产权约束、租金效应与资本市场制度博弈——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种解释

自1999-200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始延伸到了以推动存量股份交易为主要内容的产权结构调整阶段,并且伴随着不同产权主体的利益冲突,市场均衡逐步经历了一个由均衡到失衡再到新均衡建立的变迁过程。立足于国家理论及其资本市场租金效应,以中国资本市场的二元产权结构及其产权约束为为切入点,对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变迁予以了经济学解释,指出以实现产权激励相容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是资本市场最终打破初始制度的低效率均衡并实现新均衡的基本途径。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产权重置、价值重估与多重博弈

为了对股权分置改革进行经济学解释,通过构建一个均衡对价模型和一个多重动态博弈模型,结果发现,建立多种产权形式之间基于对价博弈的产权交易机制、实现产权激励相容,远比对价本身是否合理更为重要,从而揭示了改革得以成功的逻辑。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产权重置、价值重估与多重博弈

以实现存量股份流通为核心的股权分置改革已成功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均衡对价模型和一个多重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一过程进行经济学解释,结果发现,建立多种产权形式之间基于对价博弈的产权交易机制、实现产权激励相容,远比对价本身是否合理更为重要,从而揭示了改革得以成功的逻辑。

土地流转语境下农地产权主体利益之冲突与协调

我国农地所有权主体结构,由初始政治安排的农民私有的单一主体结构,演进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二元主体结构,形成以国家主体的主导性、集体主体的虚位性为特征的土地产权利益配置机制,剥夺和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造成我国农地产权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紧张。虽然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刻意回避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但是"国家—集体—农民"的利益冲突并没有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因此,改革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规范国家利益主体的行为边界,限制公权力对集体和农民的利益侵夺,进一步界定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完善制度,赋权农民,以协调农地产权各方主体的利益。

构建物权二元结构:排他性与相互性的对称——基于《民法典》第114条规定的残缺与补正

《民法典》第114条的规定,突出物权的绝对排他性而排除物权利用的相互性,导致物权利用制度残缺。物权利用当然负有义务,现代社会不应再是绝对排他性物权。现代物权制度应为物权利用设立“红绿灯”,以此阻止权利滥用所导致的外部性。法律合理限制物权利用,属于现代物权制度的固有结构。根据物权状态“二元结构”理论模型,应由“归属物权”与“利用物权”构建完整物权。《民法典》第205条规定将“物的归属与利用”列为调整对象,但《民法典》缺乏物权如何“利用”的规定。从生产社会化的分析以及大陆法系的变革表明,利用性物权是由物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关系,而且社会发展已转向以动态利用物权为中心。应由制度保障物之利用的社会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才能充分发挥物的效用。在排他性“归属物权”的现有制度下,进一步补正相互性“利用物权”制度,以此保障物权排他性与相互性的对称。

产权保护、双重计量与三重列报

有效的产权保护需要准确界定产权,会计计量是界定产权的基础,现代会计计量的对象是财权流。二元经济结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决定了二元经济产权结构和财权结构的发轫。根据财权契约的完备性,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实体经济中的财权以"通用财权为主、剩余财权为辅",其计量属性应以"历史成本为主、现行价值为辅";虚拟经济中的财权则以"剩余财权为主、通用财权为辅",其计量属性应以"现行价值为主、历史成本为辅"。由此形成"双重计量"(对每一项资产或负债同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和现行价值计量)与"三重列报"(财务报表项目同时列示"历史成本"、"现行价值"和"现行准则"数据)。文章分别针对实体经济中的财权和虚拟经济中的财权提出了"三重列报"操作方案,该方案是财务会计适应性变革的可行路径。

“新常态”下的钢铁业

钢铁行业困境的本质，是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二元产权结构和缺乏公平竞争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 最近，“新常态”这一名词正与中国经济产生紧密联系。普遍的解读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并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的三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