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2003-2010年我国31个省份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文章发现,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各省份工业行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和贸易量;对于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解释力越强。

多产品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Bernard等适用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方法为基础,从企业内微观视角考察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制约作用。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内出口二元边际的四个维度共同构成限制作用,从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两个方面同时阻碍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本文还证明融资约束问题与企业所有制属性密切相关,其作用强度在各类企业间并不均衡。

市场势力、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品创新

中国出口市场不断繁荣,通过二元边际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出口企业逐步走向产品种类创新的增长路径。接着本文从市场势力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市场势力通过竞争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贸易方式和进入退出企业来分析,发现市场势力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还需要注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补贴等因素。最后中国需要利用市场手段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促进出口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OFDI与中国出口二元边际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200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出口的HS-6分位产品数据,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通过核密度函数估计方法观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动态变化趋势,运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OFDI与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非常显著,对外直接投资与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集约边际的扩大,经济自由度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为负。同时,分地区、分收入水平和分产品技术水平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二元边际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测算

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之中,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中创收速度最快、结果效益最大的核心板块。文章在测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从时间上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出口集约边际逐步上升,出口扩展边际逐步下降;从区域上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大小因各国所在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可变贸易成本、出口劳动生产率和共同官方语言对集约边际有推动作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共同边界对集约边际有抑制作用。(3)目的国市场规模、目的国多边阻力、共同官方语言和共同边界对扩展边际有推动作用,可变贸易成本、我国出口劳动生产率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扩展边际有抑制作用。

出口二元边际、行业异质性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文章主要考察出口二元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采用HK指数法测度中国出口深度边际和出口广度边际,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世界全部种类的90%。进一步地,借助聚类分析方法综合多种因素区分行业劳动技能异质性,出口二元边际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出口深度边际显著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出口广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深度边际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高技能行业,受限于行业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技能水平等,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行业出口深度边际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出口种类扩张的生产率损失超过出口溢出效应的生产率收益,出口广度边际对高中低技能行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经济结构转型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巴西、智利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经济结构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降低贸易壁垒、拓展贸易关系与渠道有利于贸易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而提高企业生存率,降低企业进入、退出比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SPS监管差异对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视角

利用2022年中国对157个国家(地区)出口50种果蔬类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基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视角,实证分析SPS监管差异对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SPS监管差异抑制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即贸易成本效应大于竞争优势效应,贸易成本效应抑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而竞争优势效应仅促进集约边际;SPS监管差异对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以及对蔬菜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杀菌剂监管差异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具有抑制作用,而杀虫剂监管差异仅抑制集约边际。据此,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SPS措施、帮助中小型企业克服技术难关、宣传食品安全理念等政策建议。

中国汽车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测度与分析

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在中国货物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汽车产品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增长潜力的出口商品类别之一。出口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为研究出口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借鉴Hummels和Klenow(2005)的研究方法,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进行边际分解,利用2003-2012年的微观贸易数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集约边际的增长,且在集约边际中数量边际的贡献较大。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文中针对改善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模式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国内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从经典的贸易理论出发,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分析国内产品市场整合对企业出口增长的作用机制,从微观层面揭示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对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贸易壁垒下降带来的国内市场整合会促使出口企业在收缩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同时扩大出口扩展边际,以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这种二元边际策略的转换对于规模较大和轻型制造业企业更加明显;同时,国内市场整合引致企业出口转内销的效果主要来自规模较小的企业。进一步地,国内市场整合在不改变企业出口产品平均质量的情况下,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并促使质量相近企业之间的价格水平实现趋同,最终推动出口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中国汽车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贸易理论,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视角下,对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因素进行分别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存在不同,且相同的因素对于二者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目的地市场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外部冲击、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会促进二元边际的增长,而贸易国家间的距离则不利于出口的增加。

文化认同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构建文化认同的指标变量,探究文化认同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以孔子学院及汉语言的使用作为代理变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异质性检验分析文化认同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影响显著,贸易伙伴国家是否临海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非东盟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影响显著。除此,出口目的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也具有显著影响。最后,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文化认同通过贸易联系持续时间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将空间外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相结合,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影响,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我国286个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均呈现显著倒U型特征;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之间的关系则呈现显著的正U型特征.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城市规模、行业要素密集度以及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此外,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影响地区综合技术效率和社会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经验证据

出口二元边际是中国新时期优化出口结构的重点,推动贸易便利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进程。本文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分析框架,应用CEPII数据库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便利化显著影响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提升,且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强于集约边际。(2)贸易成本和技术溢出是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渠道,表现为贸易便利化通过成本效应、竞争效应、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企业行为,进而促进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3)在亚洲区域,贸易便利化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作用更强,而相较亚洲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对中东欧国家更为显著。此外,贸易便利化对中高、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强于高收入水平国家。本文丰富了贸易便利化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产业集聚结构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产业集聚与贸易的关系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这两个视角来看,其对中国工业企业参与出口的动态影响是不同的。专业化集聚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和趋势,而多样化集聚则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带来了明显的负向冲击。此外,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出口参与产生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决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下通过构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等多项指标,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深化程度以及金融发展效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而出口扩展边际受到显著抑制。同时在区分企业所处地区以及所有制之后发现,以上金融发展变量对不同地区及所有制的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出口边际——基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我国2006-2014年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构建以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为中介变量的单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运用固定效应(FE)法以及广义矩估计(GMM)法,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直接和间接机制。结果发现: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出口二元边际的增长,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相较于技术模仿,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更强;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国内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出口了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我国2014年和2015年先后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税收优惠政策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并且这一效应对重资产企业、长资产期限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降低融资成本等缓解企业外源性融资约束的渠道来促进企业出口增长。本文结论对我国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测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根据2018版OECD-ICIO数据,采用贸易增加值测算法测度了2005-2015年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我们发现:在考虑出口二元结构的条件下,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投入服务化水平平均值为26.89%,呈上升趋势;国内投入服务化水平高于国外且呈现出不断"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变动趋势;相比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更高但增速较缓,加工贸易国内服务投入比重较低但服务化增速较快;相比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尤其是国内高端服务投入比重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