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研究--基于综合二元反差指数

创新性运用综合二元反差指数来计算和分析1978—2012年间我国城乡经济金融二元结构强度,并利用1978—2012年35年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城乡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和城镇化率等数据,构建VAR模型,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得出:城乡经济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和城镇化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正;城乡经济和金融综合二元反差指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探析二元反差指数的意义

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三个主要测度指标。由于二元反差指数采用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来反映二元经济结构,而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采用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来反映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二元反差指数的意义不像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的意义那么直接和明晰。本文从数学、逻辑和理论三个角度分析二元反差指数的意义。

我国城乡二元反差程度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基于1978—2004年的二元反差指数和二元对比系数数据,利用指数平滑法和ARMA模型,对未来10年的二元反差程度预测得出:如果现有政策不变,未来二元反差程度将会扩大;考虑国家自2002年以来支农政策的实施效果,从未来趋势上看,二元反差程度会进一步缩小。

湖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与转换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呈现"W"型波动迂回的变动趋势。通过利用综合二元反差指数作为测度指标,结合湖北省情,实证讨论了1980—2010年湖北省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并从制定城镇化战略,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和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尝试提出了湖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可行路径。

论二元经济结构的度量

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在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度量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度量应该从部门相对劳动力规模和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但是,二元对比系数仅使用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度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由于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以在短期内,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是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是上升,这使得二元对比系数在对二元经济结构度量时产生了严重偏误。分析显示:二元反差指数是更为有效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基于VAR模型实证分析

我国经济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特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二元反差指数迅速下降,二元经济强度得以缓解。VAR模型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那就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有正向的冲击作用。

融合型城镇化及民营经济对其的影响

为深入分析城镇化的质量问题,文章提出了具有多维度特征的"融合型城镇化"的概念,同时利用Probit模型,结合河南省18个地级城市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其有影响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民营经济总量对融合型城镇化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非国有工业经济比国有工业经济更有利于实现融合型城镇化。这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有助于实现融合型城镇化,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因此有必要通过重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方式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

中国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步性:一个实证研究——兼论地区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差距的关联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速度和轨迹并不一致。本文实证性地讨论了1978～2005年内地31个省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同步性问题。结果发现：综合二元反差指数r能更好地拟合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和转化的真实状况，在时序意义上，中国各省区r的变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6年的下降时期，1987～1996年的平稳阶段，1997～2005年的分化阶段；在空间意义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r的绝对水平依次增大，西部、东部和中部r的内部收敛程度依次递减，东部、西部和中部r的长期稳定性依次减弱。经验上看，各省区r的同步性变化是引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变化的基本原因，交易效率在r下降中具有重要作用，交易效率指数可以较好地解释综合二元反差指数r。这些结论对于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言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