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考察与二元架构

生态补偿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国内最早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领域的拓展经历了自然科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重要阶段。文章认为当前生态补偿法学研究的核心应当是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内涵和目的,进而探讨了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文章结论指出国内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当进行二元架构,在立法实践中同时设立"基础型"和"延展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满足社会主体不同层次的生态服务需求。

简论社会与国家二元架构下的公民参与

公民，从出生起，就必然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中。“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脱离社会关系和先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所以，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势必伴随着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市民在各个方面主动地参与，市民社会能否形成还有待商榷。随着市民参与的领域、范围的扩大。

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是与应当之谜新解

通过语义分析可以发现,"能不能从事实推出价值"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人们只有从"事实"中才能依据"需要"推出"价值",所以真实的问题在于"怎样从事实推出价值"。西方主流哲学在这方面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凭借认知理性精神将"是"与"应当"嵌入到了某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之中,没有看到两者之间通过"需要"这个核心纽结形成的交叠互动。

股权定限物权论——以股权转让为契点

股权转让作为商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上对其转让规则却未臻明确。在此从股权性质出发,以财产法的二元架构为基础,论述了股权作为定限物权的依据,阐述了其与所有权、债权等财产权的区别,以及其不应作为区别于债权和物权之独立权利的依据。并以物权转移规则为根据,论证了股权转让应当以股东名册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合理性。

关于集体主义问题的思考

对于集体主义道德需要从理论逻辑和历史理性的维度上进行反思。理论逻辑的追问表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人道主义的底蕴。集体在道德上存在着善恶之分。历史理性的反思表明,集体主义在一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历史合理性是与它在同样的历史情境中同自私主义、剥削制度、专制集权体制的历史关联相互交织的。如若在现代性语境中还要继续集体主义道德话语,集体主义就应该从个体的一元伦理走向个体——制度(集体)的二元伦理架构。

数字贸易测度研究综述和路径方法分析

本文由数字贸易概念引入,对2018-2021三年间围绕数字贸易测度范畴、路径和方法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国内基于国际收支表既有数据的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测度法、基于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相融合理念的融合比测度路径方法和“全口径”数字贸易统计制度的基本原理做出阐述,分析了三种方法的测度结果,并提出自己的评价。文中突出作者的“二元三环”架构和融合比方法的学术贡献。最后建议将数字贸易测度方法和制度研制分为近中期和远期两阶段,亟需在国家层面研制数字贸易统计制度。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女性主义解构

威廉·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塑造了一位饱受清教思想遗毒浸染的南方贵族小姐形象。从女性主义视角解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将女性权力的启蒙作为女权研究的基础。引入女性话语作为印证性别对立的二元架构,同时也映射了女权主义其身心受到外界环境而客观位移的心历路程。

自由意志是怎样一个谜?——回应苏德超教授和张稆元女士

苏德超和张稆元在探讨自由意志的问题时,执着于西方主流学界有关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一方面将自由感与自由的存在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认为人性的必然逻辑会取消人们的自由和选择。这种把随意任性混同于随机偶然的研究路径不但会否定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而且也会让自由本身沦为某种不可知不可解的虚幻之谜,从而陷入自败的泥潭。

境遇体验与家国隐喻:唐诗中的疾病书写

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意味着身体的"非常态",同时也映射出个体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间的双向互动。唐诗中的疾病书写奠基于"国身通一"的身体观与"非我族类"的文化地域论,主要包括日常疾病与"异域"疾病的书写。前者重在对"人生失意""困境开解"与"家国隐喻"的言说;后者则借助对亲历或是想像中"异域"疾病的书写,来实现对自我华夏身份的重新确认。疾病书写中"茶"与"药"意象的大量出现,展现出中唐士大夫试图平衡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初步努力。由是,唐诗中的疾病书写在诠释唐人对身体"非常态"的理解与重建华夏文化本位的同时,亦可为中古思想世界由二元向一元回归作一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