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经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持续扩大,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呈现出非典型特征。从理论机制分析,当前小农经济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人地关系的异化,阻滞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成为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障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1978—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小农经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立足新发展阶段,应重塑农村集体产权结构,通过农民集体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改变人地捆绑的束缚关系,以此改造小农经济推动二元经济结构顺利转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清除障碍。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二元转型:促进抑或抑制?

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以信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经济二元转型,对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经济绩效重新进行了审视。以费—拉的二元转型增长模型为基础,文章首先构建了以工农两部门金融市场为纽带的城乡经济互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对农村金融与经济二元转型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个假说。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既考虑理论又考虑变量长期互动关系的SVAR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以市场自然演进机制为基础的工农部门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二元转型增长。

二元转型、信息流动变异与农村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

文章在标准的借贷合约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二元转型所引起的信息流动变异,构建了一个农村借贷合约的拓展模型,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说: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借贷合约的激励结构设计随二元转型过程而变化;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借贷合约的激励结构设计对金融机构类型具有敏感性。文章在此基础上利用泊松受限因变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结果:第一,反映二元转型与金融机构类型的系数均显著不为0,这为两个研究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并没有降低农户的违约成本,合约的声誉自执行机制仍是有效的;第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对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显著作用,农户借贷须提供抵押品的比例明显降低。文章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从优化借贷合约的角度看,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限制,进而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结构,或许是比利率市场化更有效的政策选择。

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

针对如何解决由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所导致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文章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基础,从二元转型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这一新视角,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微观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二元转型是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但仅会引起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的显著变化,而对非正规金融供给不具有显著影响;(2)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的增加,但并没有形成对非正规金融强有力的替代;(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城乡二元转型、政府干预与农户融资约束放松

本文从长期动态的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与城乡二元转型如何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二元转型与政府干预都对弱化农户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作用,但二元转型的作用更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具有对二元转型阶段的敏感性,政府干预须随二元转型阶段变化而适时变化;农户融资约束对于政府干预的政策类型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其中政府介入担保最为有效;农户融资约束对于二元转型所引致的不同机制的反应也不相同,其中,二元转型所引起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变化,对于农户融资约束的放松效果最为明显。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

基于两部门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而提高金融部门效率也可以推进二元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

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呈倒U型演变的根源在于，二元转型不同阶段的结构转换效率及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的不同。中国刘易斯转折阶段大致发生在2005—2020年，根据HP滤波法测算的1978～2014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的变动情况，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在参考日、韩两国二元转型中经济增长速度变化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在7％～9％之间。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转变为现实经济增长率，从二元转型角度看，还需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产业与区域结构协调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以及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论交易效率改进、自由选择与二元经济转型

本文通过三种产品的非线性模型再现杨小凯的城市化及二元经济理论,并讨论杨小凯在三种产品线性模型中省略了的不完全分工结构及存在户籍限制下的城乡人均真实收入差异问题。在实行二元经济转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中,应该牢牢抓住提高分工水平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城镇对提高全社会分工水平和人均真实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模式,加快城镇的发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户籍制度,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政策,降低农民进城的交易成本,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民进入城镇创造便利条件;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促进城乡交易效率改进、提高社会分工水平进而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战略地位,加快其发展进程。

非均衡制度变迁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非均衡制度变迁形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与"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的特殊转移路径。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导致单位农业产值和每一农业劳动者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仍然远小于非农业部门,而二元金融体制、土地征用制度及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性制度又导致了农业资源的大量流出: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又在制度与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受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从而导致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二元经济强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与其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二元经济转型中的人口转变分析

一个经济体城乡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伴随着人口的转变。当前我国进入到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人口转变影响着劳动力配置、资本形成与技术创新,进而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二元经济转型三大阶段人口转变历程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各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人口分布特征。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对人口转变产生了深入影响:转型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受阻,转型特殊路径致使“人口红利”“结构红利”利用受限,非永久性迁移导致老龄人口城乡分布倒置差异加剧。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转变面临着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深度融入较难、生育率持续偏低等挑战,从着力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全方位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健全完善多阶段生育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应对之策。

城镇化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推进城镇化是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采用1953—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城镇化与二元经济转型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与二元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城镇化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有短期时滞,长期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

FD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FD I)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揭示了FD 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比重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传统部门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以"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为分界,具体表现为: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结构转型引起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而在二元经济的第二阶段,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n型曲线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5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万个跨国面板数据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转移效应几乎为零,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较为复杂,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转移效应为负。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难点及其破解思路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两难抉择、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等诸多难点问题。通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多元化道路,以及以多元化发展道路为核心的对策体系,可以化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的双重压力,解决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两难抉择;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则可以突破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约束,防止市场与政府失灵,确保中国能沿着多元化发展道路,完成由二元经济向现代化一元经济的转型。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三大特点,即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路径。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必须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探讨

一国的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也是其人口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政策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也具有自身特点。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人口压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从而催生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影响了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并造成了老龄人口分布的城乡倒置;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也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转型研究

本文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进行探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金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金融分割,优化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有着显著的影响,金融体系总体规模的增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性状,而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为了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应当发展多元化的金融组织形式。

二元经济转型、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运行

受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十分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又会出现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不仅是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还导致了外贸依存度过高及对国外资源与市场的过度依赖;解决上述问题要把宏观调控政策与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二元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元经济转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就业压力过大,资源短缺,环境约束等问题。技术创新可以使工业和农业两部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就业压力及资源环境约束,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本文选取1987年到2012年二元对比系数作为度量二元经济转型的指标、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度量技术创新的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确定技术创新和二元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计量检验的结果提出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