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对黄河流域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空间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便利化逐渐成为全球经贸新规则的核心要素。本文基于经济双循环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估沿黄九省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利用二元边际效应,对贸易便利化的构成要素在不同贸易增长维度上的作用进行了细化分解,并对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以基础设施质量、商务信息技术效率、海关与贸易环境、政府管理水平、金融服务质量表征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对黄河流域贸易的集约边际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影响显著。

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文章基于出口贸易的增长特征,从出口二元边际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出口总效应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扩展边际方面,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了抑制作用。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沿海地区、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均发挥了调节作用,并主要体现在出口集约边际上。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加快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健全数字经济的市场运行机制等对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创新信号释放与研发二元边际

文章利用2017—2020年447家上市公司的研发项目数据测度企业研发二元边际,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评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研发二元边际的影响,并检验企业创新信号释放所起到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研发广延边际具有激励效应,对研发集约边际则具有抑制效应;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研发二元边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度期初金额为零的增量项目上,存量项目则无显著变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信号释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认定政策可促使企业释放更多的创新信号,进而提高研发广延边际,降低研发集约边际。

自贸协定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兴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自贸协定是促进国际贸易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关税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自贸协定有望进一步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发展。然而,目前关于自贸协定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还较为有限。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自贸协定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以期引导政府进一步优化我国跨境电商政策,提高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研究结果表明:自贸协定签署并生效后,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受自贸协定正向影响,出口贸易额显著增加。其中,广延边际商品贸易额以及集约边际商品贸易额受自贸协定影响均有增加趋势。在剔除掉其他贸易政策以及后续自贸协定影响后,自贸协定对于跨境电商出口贸易总商品贸易额以及广延、集约二元边际商品贸易额仍能显示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出口二元边际

基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利用2000—2015年177个出口国和71个进口国的双边服务分行业出口数据,计算各国服务出口的二元边际,引入修正后的G-P指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使用泊松拟最大似然方法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升对伙伴国服务出口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服务出口扩展边际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存在国别和行业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提高合同执行效率发挥市场扩张作用,推动服务出口集约边际增长;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创新能力增强本土服务企业供给水平,完成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负向影响服务出口的扩展边际。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经验证据

出口二元边际是中国新时期优化出口结构的重点,推动贸易便利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进程。本文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分析框架,应用CEPII数据库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便利化显著影响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提升,且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强于集约边际。(2)贸易成本和技术溢出是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渠道,表现为贸易便利化通过成本效应、竞争效应、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影响企业行为,进而促进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3)在亚洲区域,贸易便利化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作用更强,而相较亚洲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对中东欧国家更为显著。此外,贸易便利化对中高、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强于高收入水平国家。本文丰富了贸易便利化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为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提供了经验启示。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美国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出口贸易国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给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带来巨大挑战。本文基于Meliz新贸易理论,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2010—2020年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集约边际为负向影响,但不明显;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呈正向影响。

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进口结构与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使得进口大幅提升,本文采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以及市场多元化方法分析了进口产品的结构。2001—2006年,我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进口构成主要还是来自老市场的老产品,并且中间品所占比重和增幅大于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趋势还在扩大,这表明我国进口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在双边贸易框架下研究各类产品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文章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发展潜力。结果显示,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和多边阻力提高均能有效促进双边进口,产品内分工也有利于中间品进口增长,而中国从多数贸易伙伴进口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见,我国不仅要进一步扩大进口数量,还要丰富进口产品的种类,这样才有利于进口结构的调整。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市场的二元边际分解

借鉴Hummels和Klenow（2005）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2002~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市场的HS-6位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市场的二元边际。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增长主要源于扩展边际。在此结论基础上,利用中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市场的主要的十个成员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作用：欧盟市场的农业生产率、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提升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对欧出口的二元边际的提升,但进口国农业经济规模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具有反向作用;欧盟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占比提高利于集约边际的提升,而欧盟进口农业原材料的比重提高却不利于扩展边际的提高。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了提高出口农产品竞争力等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扩大我国农产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

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使用1992年到2009年64个出口国和182个进口国的28类制造业的四百余万组贸易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和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有积极影响。对于高融资依赖性和低资产抵押率行业而言,金融发展的作用尤为显著。进口国金融环境的改善能使其合同的执行力更强,这同样会提高发生贸易的几率和出口量。在选取工具变量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的结果依然稳健。同时,金融发展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及不同的国家有显著差异。(地区)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研究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波动性增长,金融危机更暴露了出口增长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利用2003-2009年HS\|8位数贸易数据,文章分解了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结构,结果显示:无论从整体角度还是从具体技术类别角度,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均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在提高出口临界值时,扩展边际所占比重提升也较为有限。内部出口结构失衡以及扩展边际的有限发展,成为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在低技术水平上大幅度波动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应该努力实现从集约边际向扩展边际的转变,调整出口结构,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也日益紧密。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S-92版本的六分位农产品数据,结合企业异质性理论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小于扩展边际,但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高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不同,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相对农业生产率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负,进口国的相对GDP、农业经济规模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具有正向作用,而对扩展边际具有负向作用。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农业经贸合作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本文采用2001-2013年中国出口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数据,利用二元边际分解法,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测算分析。研究表明:集约边际对农产品出口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扩展边际拉动作用有限但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正向影响,可变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有负向影响;农业经济规模对扩展边际有正向影响,可变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有负向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

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异质企业模型框架下,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二元视角,讨论金融发展(宏、微观)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作用。文章基于Chaney(2005;2008)的理论框架,运用2000—2006中国企业层面按"企业—产品—目的国"加总的HS8位码出口数据,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了二元边际度量,通过固定效应、t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在企业层面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受到金融发展的显著影响,其中,宏观金融发展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方向一致,微观金融发展(即融资约束)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此外,生产率对于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差异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二元边际的影响

基于2003—2012年的国家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和二值结果模型,通过分析中国与投资国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引进(IFDI)二元边际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差异对中国IFDI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扩展边际方向;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非亚洲地区投资国与中国的金融发展差异对中国IFDI二元边际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亚洲投资国(地区)与中国的金融发展差异对中国IFDI二元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如何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来优化"引进来"战略成为今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重点。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

利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提供的中国农产品HS六位码出口数据,计算我国向所有贸易伙伴国出口的二元边际及价格指数与数量指数,进一步分析二元边际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并就我国向不同国家出口农产品质量差异作简要探讨。结果表明,我国农产品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方向增长,并且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逐年增大;此外,我国向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出口质量相对较高的农产品;对农业规模较大的国家出口农产品逐渐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农产品出口质量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