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市社会局维持首府社会稳定之举措

1929年1月,南京市政府设置了社会局,分管着全市的社会行政事务。"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因系首府,且距离上海较近,受到较大影响。此时,为了维持南京市社会的稳定,社会局针对具体情况,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举措,其中主要有"火警预防"、"市面金融维持"和"粮食供应之保障"三项,收效甚佳,从而为国民政府首府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际主义抑或人道主义: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扶轮社

扶轮社是以维系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人道组织。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由中、日、美、英等多国人士组成的上海扶轮社特别委员会,发起了意在制止战争的请愿活动,但请愿因日军悍然发出最后通牒而无果而终。表面上,上海扶轮社各方社员的请愿代表皆以促和为己任,但实际上,各方代表多持有不同的参与动机和互相矛盾的和平设想,未能将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置于民族主义之上,这是上海扶轮社和平请愿难以逾越的内在限界。与此同时,上海扶轮社各国社员大多认同扶轮社的人道主义理念,广泛开展战时人道救援活动,为援助沪战难民做出了贡献。在战争环境下,扶轮社的国际主义理念,难以与民族主义相抗衡,扶轮社所能维系的,仅是各方社员对人道主义的认同。

“一·二八事变”80周年祭 1932·战淞沪

"九·一八事变"没过几个月,日本在上海又挑起了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若不是非蒋嫡系的十九路军舍命相拼,也许第一次淞沪之战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政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辩解是,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如全面抵抗,

在沪传教士与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期间,一批在沪传教士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了其战时观感、心路历程、政治主张和应对行动,以第三方视角揭示了事变的多重面向。他们力求通过个案详尽地描述事变细节,印证并补充了日军暴行的诸多史实;他们力驳日军侵华的种种借口,指出日方是事变的罪魁祸首;他们痛批日军违反国际法、深度损害中外权益,呼吁国际社会鼎力援华;他们冒险投身难民救助,缓解了民众的身心痛苦。与其他外侨相比,传教士更关注教会所受侵害及针对基督徒的救援,反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更为坚决。在民族主义和政治高压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基督教界对在沪传教士的言行提出抗议。受到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在沪传教士在清理美国基督教界的混乱认识方面作为有限。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

一·二八事变后,在沪"第三国侨民"因战争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面对来自十七国侨民及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一边极力推诿责任,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赔偿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严苛的审核标准驳回大部分索赔要求,同时将"赔偿"改为"救恤",以掩盖其战争责任。日本外交机构也在军部的压力下篡改了公文中暗含日军掠夺行径的条款,以否认战争罪行。整个赔偿工作涉及与各相关国家的外交交涉,其中以日美交涉最为典型和曲折。日本政府虽希冀通过赔偿问题缓和国际舆论压力,但其一再减少赔偿金额的行为则引起英美等国的质疑和愤懑。日本政府就在沪"第三国侨民"赔偿问题的外交交涉,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错综变幻的国际关系。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留调查近半月,并集中精力研究"最近战争之事实",同时思考"休战之可能性"。因国民政府催促北上,加之上海圆桌调停会议一时陷入僵局,调查团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就离沪北上。从形式上看,李顿调查团没有解决一·二八事变,但上海之行对调查团的影响深远,直接促成《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专门用一章篇幅介绍"上海",将日本的侵略事实公诸于世,这是导致日本对该报告书极不满意的原因之一。

“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了中国对收回上海租界的关注,使租界延长了寿命;而日本的"远东宪兵"威力也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承认,日本在公共租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日本建议成立"自由市"的反对态度,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美关系更加恶化;"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0年代初期上海的日侨社会研究——以一·二八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上海的日资企业,全面影响了日侨生活。面对中国不断高涨的抗日运动,上海日侨企图利用日军武力来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有近一半的上海日侨归国避难,然而在付出了"避难代价"之后,他们在上海的艰难生活状况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没有扭转。上海日侨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幻想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一想法注定给他们带来更深刻的教训和惨重的失败。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上海日侨的“救恤”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运动沉重打击了日侨社会。上海日侨一边向本国政府请求救济,一边希冀政府用强硬手段取缔中国人抗日活动。然而翌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并未能使上海日侨摆脱困境,事变后日侨反而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在不断升级的日侨请愿和上海第三国侨民索赔的压力下,日本政府颁布敕令,成立"救恤审查会",并在制定"救恤"政策时强调"上海事变"是由"满洲事变"衍生而来,主张要对两次事变的直接受害者统一进行救恤。救恤问题将上海日侨与日本政府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两个引擎。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否认战争责任的前提下,把对上海第三国侨民的赔偿问题与对在华日侨、中国东北朝鲜人的救济问题统一纳入到"救恤"框架之下。然而在具体实施救恤的过程中,却采取了迥异的方针和标准,凸显了"救恤"的实质和局限性。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华侨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作用

抗日战争前后,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一.二八事变中,华侨从言论、物质上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成为推动日后国共合作的一股强大力量。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略论一·二八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扩张分子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以压迫中国的抗日运动。虽然上海事变看似偶然,其实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表现。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割据势力,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全力抵抗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捍卫独立的决心。美英等西方大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积极斡旋中日停战。上海事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英国租界护侨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吞并中国东北,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面对日本侵略,中国人民悼心疾首,在上海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抗日斗争,令日本侨资企业大受折损。日本政府进而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悍然向淞沪地区增派兵舰,希冀引爆上海冲突,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分散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趁机扶持汉奸组建傀儡政权,巩固侵略成果。然而,位于上海地区的公共租界是英美等国在中国境内侨民投资权益的核心枢纽,其中也定居着不少日本侨民。英国政府担心中国军民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群起冲击公共租界、收回属于中国的租界治权,引爆淞沪战事。于是,为了维护租界特权,英国主导制定了租界《防御计划》。然而,日本军方却借题发挥,利用《防御计划》主动引爆淞沪战事,令英国在上海地区的租界护侨工作产生了与其初心完全相反的历史作用。

“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民族战争救护的序幕。总会先后组织救护队21支、筹建伤兵医院43所、设立难民收容所5处开展救护伤兵难民工作,战区各分会在总会的支助下展开力所能及的救护行动。战事方告终,疫病肆虐,总会及各分会未及喘息,积极设立时疫医院,救治患疫民众,9月,疫势减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行动彻底告终。前后历经9个月,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红十字会仍圆满完成救护任务,其中值得赞赏之处颇多。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之复业措施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文化机构。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成为轰炸目标之一，几乎毁于一旦。在此情况下，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使商务在半年内复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了商务印书馆的又一个辉煌。商务的复业措施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在此契机上的资源重组，这些措施对商务印书馆的现代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