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书局的选择管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出版变迁

本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期现代书局的出版选择进行分析,发现三十年代整个文学出版具有从青睐左倾文学到推崇纯文学的变化动向。这种转向是当时的文化政策作用于文学出版发行的结果,与三十年代书局的投机性亦有很大关系。

革命的女性与女性的革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趋同倾向是把女性形象叠印在民族危亡,阶级较量的广阔背景下,满腔热情地描写革命的女性与女性的革命。其审美呈现出粗犷豪放的总体风格。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对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进一步得到拓展，译介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系统性也更强。译介者更多地把域外现代派的艺术经验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并进一步将它们与传统的诗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本土化的转换。

“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论想象与形构——以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为中心

台湾乡土文学虽受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端发展,但置于台湾文学场域中,关于其内涵的具体论述又与大陆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台湾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想象和形构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中,其价值指向不断"增殖"并充满意识形态的迷思。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提出的一系列议题,特别是参与者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思考为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想象和观照空间。在这一特定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中形构的乡土文学概念以及由此生成的乡土意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乡土文学特定的指涉和品格,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具体的创作与实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史中皎然诗学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史中都论及皎然，郭绍虞指出皎然论诗即阐以禅论诗之旨，罗根泽指出《诗议》偏于评议格律，《诗式》偏于提示品式。刘大杰认为皎然在诗歌风格学的历史发展上是有贡献的。成复旺等认为其“以皎然为代表的一派，继殷璠之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美学”。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保甲制度的建立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保甲制度的建立朱德新为了与共产党争夺农民，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借此扩大人、财、物的征集，扑灭共产主义的燎原烈火，最终巩固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特种部族教育”述论

新桂系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地方政治、军事集团,在中华民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它曾统治广西25年,安徽12年,湖北1年多,势力波及近半个中国.新桂系的历史,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在从事民国史或近代军阀研究的中外历史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下,有关新桂系的论文和专著,堪称丰富多彩.但从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偏重于新桂系的政治史和军事史,而极少涉及教育史,特别是从新桂系实施“特种部族教育”这个侧面来研究新桂系治理广西的文章,迄今基本上没人涉及.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新桂系集团治理广西的这一侧面——实施“特种部族教育”作为研究课题.同时,这也是笔者试图为开拓新桂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作点粗浅的尝试.“特种部族教育”,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省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之称呼.我国少数民族虽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等原因,其教育无论是质还是量,均不能与汉族相比拟.因此,少数民族教育较之汉族教育有其独特的价值.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新桂系集团在战乱频仍之际,能意识到这点,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实施“特种部族教育”,可谓顺乎历史潮流.总?

空间视域中的文学史叙述和其构形考察--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文学”为例

一 文学的历史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和文学的记录，客观性和主观性、史实与史识孰重孰轻争论已久。文学史有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文学史也有一定时代社会的基本诉求。重要的是，文学史在多元和统一之间应该有规约文学和历史表述的时问空间意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批判——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核心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及海外不少学者利用或借鉴"第三空间"理论来探究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产生了均建立在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根基进行论述的"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三种典型看法。为突破"本土/中国"讨论框架的局限,朱耀伟试图把视野转移到"东西方,本土和全球以至东方主义/后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进行。以上的讨论实际显示出政治因素是长期制约香港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讨论的重要原因。他们在阐释理论的过程中均暴露了学术缺陷和意识形态立场,无论在学理还是现实上都无法让人信服。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2 0世纪 30、4 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 ,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 ;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 ,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 ;第三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 ;第四是代表 2 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 30、4

师陀文字中的鲁迅“底色”——试论师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

对鲁迅而言,师陀是一个＂迟到＂的＂学生＂。1936年10月,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师陀见到了鲁迅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这之前的三年,两人不通书信,不曾谋面,似乎并无交集。

沙漠正想吞食绿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困扰

我们处于一个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处在一个多向多轨多通道的开放借鉴的交汇时代。人才辈出,探求成风。作家们各各都在找寻自己的位置,开辟自己的疆域,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也处于令人纳闷的矛盾境地中。除了应该发展的通俗文学之外,打着通俗文学招牌的庸俗文学象一个恶梦似地令人惊悸。它们曾象泛滥的洪水一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

一、研究背景 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越南地处“儒家文化圈”之中，在长久以来和中国文化的交往之中，汉字成为了必要的沟通工具，并在政治、行政体制以及科学制度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有着汉字的良好介入，才使得越南人民在汉字的基础之上，创造了一套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汉喃文字。而到了十五世纪前后，汉喃字和汉字成为了越南学者在进行文学创作之中，所使用的两种主要文字。

学术诉求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

文学史是对文学秩序进行排列和定位的学术样态,它以＂入史册＂、＂排座次＂和＂进教材＂等方式确立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显然,这种被封圣和加冕的抉择中必然含有话语权力的博弈。因为＂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经典确立的历史环境及其需要＂。具体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方，

都市空间中的现代性体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纷纷来到堪称"魔都"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一方面深切感受到了上海的现代与摩登,另一方面感同身受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同病相怜、互为他者的境遇令韩国作家们更多地体验到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屈辱与愤恨。肩负着争取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使命的韩国作家们用较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和打量上海,体验上海,他们的上海书写中虽有现代摩登的描绘,但更多的却是对浮华背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对上海现代性的质疑,书写出了较为独特的上海"现代性"体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出版的新文学研究论著述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地区，还未解除戒严，仍在查禁之列的以鲁迅为代表的1930年代文艺作品，属于特种文艺。为防堵左翼思想再度抬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采取了各种严格的监控措施，使新文学研究成为诸多禁忌的特区，但随着蒋介石1975年去世及其威权体制的削弱，尤其是经过乡土文学大论战，岛内已出现了开放1930年代文艺作品的呼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中国出现的原因:20年代电影业畸形发展的反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形势的激发;左翼文学运动的催化。左翼电影在严格的审查制度、法西斯式的暴力侵扰以及来自其他阶层电影人的理论冲击的合力“围剿”中艰难前行,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创作方向,同时也促进了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成就主要表现在:拓展了社会性的主题,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了民族化的表现风格,发展了有声电影的技术和技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父子伦理影片中的国家形象建构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父子伦理影片中,创作者们运用了两种不同的伦理表达路径来建构国家形象。一是向中国传统精神深处挖掘,倡导孝为仁本的父子伦理原型,呈现出一个传统、含蓄的中国形象;二是在面临救亡图存的时代形势时,塑造了积极向上的子辈形象,呈现出一个奋进崛起的中国形象。这种采用最贴近中国人民心理与世界共通情感的父子伦理作为创作方向的柔性政治,显然可以给当下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底图内斯库的区域联盟外交

底图内斯库是集体安全的积极倡导者,在任罗马尼亚外长期间,他加强了小协约国的合作,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建立了巴尔干联盟,并在反对四强公约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底图内斯库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取得了一般小国外长所无法取得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