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家世、从政考论——以“二十六史”隐士传为例

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隐逸文化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集中体现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符号化的隐士,被人们当作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拒绝参与现世社会政治活动,超越世俗名利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隐士的美化,更是一种很大的误解。通过考察"二十六史"隐士传记载的三百多名隐士,则会发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家庭背景对隐士相当重要,做隐士需要家族强有力的支持;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大多数隐士离不开政治;隐士队伍驳杂不纯,主体上应归入统治阶级范畴,小部分属于庶民。借助"二十六史"隐士传,就能消除笼罩在隐士身上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另类群体。

20世纪史家与《二十六史》的整理

《二十六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始于20世纪上半叶,张元济、顾颉刚、金毓黻等诸多史家对此贡献良多;然而,所取得的成绩却喜忧参半。建国后,《二十六史》的整理方得以有效进行。究其原因,实与国家力量支持的强弱、时局的安定与否等因素休戚相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古书翻印潮——《二十五史》与《二十六史》竞售考述

20世纪30年代初的古书翻印潮中,上海开明书店翻印的《二十五史》与上海书报合作社精印的《二十六史》发生了竞争。双方先是大登预售广告,然后利用代售处、《新元史》版权在报刊上大登声明、警告,最后通过诉诸法律诉讼等手段抹黑对方。竞争的结果是,书报合作社以《二十六史》半途而废、合作社关门歇业、总经理谭天被通缉收场;开明书店则大获全胜,不但完成了《二十五史》的出版计划,而且还针对性地推出了新的出版计划并顺利付诸实施。这场竞售及其教训值得当今出版界在选题策划、诚信经营、广告规范以及版权意识等方面引以为戒。

“二十六史”中的“戏剧”概念略考

笔者近阅“二十六史”，关注“戏剧”一词的演进，发现在我国正史中，与戏剧艺术相关的概念仅有“戏”、“角抵”、“奇戏”、“百戏”、“俳戏”、

正史隐士传考论

隐逸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非常特殊且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而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其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对二十六史的考察证明,我国正史设立隐士传的传统,并非如前人所说始于《后汉书》,而是始于《史记》与《汉书》;对二十一种正史记载隐士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列表统计,由此能够清楚地看到隐逸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势力之强大,意义之深远。

试论纪传体史书的辩证发展及其特点

在华夏文明漫漫数千载的发展历程中,史学典籍的记录与传承之功不可忽视,而纪传体史书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纪传体文献之雏形《世本》问世,到《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文献的诞生,及至《清史稿》刊印行世,纪传体史书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繁荣各个时期,虽历经百世,却依然傲立于世界史库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