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邻接权制度的重构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我国邻接权法律制度存在客体类型狭窄,权利类型过少,某些权利权能设置不合理的不足。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应重构邻接权定义,拓展客体范围,增加权利类型,同时在表演者权和录音制作者权中,增加对录音制品二次使用的报酬权,对表演者增加录音制品的出租权。

浅论我国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制度

已固定在视听录制品中的视听表演者权利的转让或者授权制度的设置有效率和公平的价值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该问题的不同制度选择各有特点,《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通过给中国的制度设置提供了国际视野。在中国视听表演者权利的转让或者授权制度的设置应当考虑合同优先原则、非专有许可方式,保证视听录制品的二次使用报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