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钢协调整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计算方法

世界钢协每年采用8项指标衡量钢铁行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绩效表现,见表1。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一项关键的行业指标,因此,世界钢协首次单独报告了使用高炉一转炉流程、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流程和以直接还原铁为原料的电弧炉流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见表2)。这些数据是对多年来一直报告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数据的补充。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IPCC的方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省际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态势。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地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但并不明显;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地区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差距对地区差异贡献率增加,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不明显,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贸易竞争力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首先通过构建的两国家理论模型,对贸易竞争力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解析。然后,基于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竞争力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对全样本国家,贸易竞争力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型关系;从国家分类来看,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变化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上述结论在发展中国家成立,而在发达国家并不成立;分阶段来看,针对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阶段不同,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同质性。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其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依然具有异质性。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经济增长、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STIRPAT理论模型,以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分析经济增长、城镇化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促进作用,两者关系处在EKC曲线上升阶段,且达到曲线顶峰仍需一定时间;城镇化水平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得益于我国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促使我国城镇化走向绿色发展道路;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均产生促进作用,科技水平提升对我国碳排放环境具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经济增长、城镇化、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程度不大,均以直接效应为主,但科技水平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程度要远大于直接效应的作用程度。实证研究结论对我国经济实现稳步增长,高效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及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为了测算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利用改进的份额转换模型对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率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年平均贡献率为88.146%,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技术效应较大;行业结构效应也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年平均贡献率为6.414%,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的结构效应最为明显;能源结构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年贡献率为4.049%,其他效应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

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二者与环境规制变量的交互项,分析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区域非均衡的特征。I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O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在东部和东北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却显著为正。

苏浙沪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收敛性研究

我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这实际上要求CO_2排放强度应是收敛态才能完成预期目标。江苏、浙江和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苏浙沪的CO_2排放强度收敛性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以空间为主轴的传统收敛模型主要探讨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趋同性,并不反映CO_2排放强度收敛随时间变化的向下趋势。故而将收敛模型中的比较基期改为动态的后向移动平均期,修正为以时间为主轴的收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浙江和上海CO_2排放强度在长时间尺度呈现出波浪式σ收敛趋势,但是在短时间尺度下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的CO_2排放强度收敛不连续,即江苏、浙江和上海的CO_2排放强度在时间轴上不具有严格的σ收敛;上海CO_2排放强度存在β绝对收敛;在产业结构、人均GDP和固态能源比重等变量控制作用下,江苏省CO_2排放强度存在条件收敛;在产业结构、人均GDP和外商投资比重等变量控制作用下,浙江省CO_2排放强度存在条件收敛。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动态分解研究——基于“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分析

针对＂十二五＂规划中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17%的目标,设定两种分解路径——等比路径和等差路径,采用数理经济学理论,将之分别对应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项指标的幂函数路径和对数函数路径。根据1990~2007年全球主要地区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数据,对上述两个函数的参数进行模拟,并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路径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幂函数最优路径比国际经验对应的最优路径更为激进;幂函数最优路径比对数函数最优路径更为灵活,但后者减排潜力更大。若走对数函数路径,在远期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7%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到2038年我国将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之后便逐步下降。

基于新陈代谢灰色模型对甘肃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预测

运用新陈代谢模型预测甘肃省2010-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GDP,并由此得到在当前减排力度下的甘肃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结果与我国政府公布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的控制目标还相差很多.为了能够实现承诺,更是为了防止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应加大环保力度和采取更为有效的环保措施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关系研究

文章主要阐释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信息化的概念,利用VAR对信息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信息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负向作用:信息化水平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越低。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间的关系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考量该地区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量化其2002～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了长三角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得出该地区产业结构逐年优化,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并提出制定"碳排放指标"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相关政策建议。

到2025年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高效平稳实现工业碳达峰

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13.5%,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2030年前,工业领域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工业领域推进碳达峰明确了时间表。专家认为,下一步要精准把握工业领域碳达峰的关键点和发力点,通过落实重点任务和开展重大行动,高效平稳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_(2)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DEA的分析方法测算了1990-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技术进步状况,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分全国整体、分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分阶段(1990-2000年,2001-2011年),综合多因素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从全国整体上来看,技术进步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有效手段,外国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不成立,而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工业产值、人口变量则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正相关;②分区域来看,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负相关,中部地区则显著正相关。人口增长对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向性;③分阶段考察显示,2000年之前,技术进步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为负,即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01年之后,技术进步对全国及东、中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为正,对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依然为负,即技术进步可能增加全国及东、中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而降低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中国2005-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结构分解分析（英文）

本文以2005年和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核算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结果表明,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678 964.38万t,强度每万元3.67t。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930 194.96万t,强度每万元3.27t(2005年价格)。5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了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的因素分解为4种效应,即能源效率因素、能源结构因素、经济结构效应和经济增长方式效应。计量结果表明,部门单位产出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其中尤以前者的影响最为显著。而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和经济结构变化是促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上升的因素,并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协整、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英文)

本文基于协整、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讨了我国1961-2010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CO2)和经济增长(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的证据,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会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即GDP增长是CO2排放强度的原因。从建议政府制定政策应该考虑目前的环境因素,这有助于让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重视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遏制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对城镇劳动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分析——基于CHIP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数据,通过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基于RIF回归分解的方法,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城镇劳动收入差距的关系并解释了影响机制。本文发现,碳排放强度增加缩小城镇劳动收入差距。其中的影响机制可以从行业和地区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从行业角度来看,高碳排放行业存在抑制高收入并提高低收入的特征,而低碳排放的高技术行业则相反,因此在以提升高技术行业占比为核心的低碳转型升级过程中,会导致城镇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地区角度来看,高二氧化碳排放省份本质上是高碳行业的聚集地,因此高碳省份的就业会通过降低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进一步印证了高碳行业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特征是解释碳排放强度对收入差距影响的重要路径。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计量经济研究——以东中西部地区为研究视角

为了分析我国CO2排放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以东中西部地区1997—2011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CO2排放总量,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CO2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并不会引起CO2排放强度的增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等原因使得三个地区均实现了低碳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