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级制裁法律问题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地位,频繁运用二级制裁,通过国内立法扩大其域外管辖,限制第三国的企业或个人与制裁目标方的经济交往。二级制裁违反国际通行的管辖原则,不尊重联合国的相关决议,具有明显的非法性。美国的二级制裁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众多,破坏国际经济交往的正常秩序,对此欧盟、英国、加拿大等先后制定法案予以因应。当前,美国的二级制裁实施频率提高,打击手段更为精密,给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企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中国应当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同时着手,促使国家、企业或者个人及时有效地应对美国二级制裁,以尽可能地消除不利影响。

安理会决议后的美国二级制裁合法性探析

美国对伊朗、朝鲜的"二级制裁",已对我国企业海外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二级制裁在被制裁行为、制裁手段方面均扩大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其成员国实施的经济制裁范围,但对此尚无有效的法律手段加以治理。二级制裁使用的"经济手段"实际并未受到联合国规制,其"安全目的"又足以援引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提出合法性抗辩。此外,国际习惯法并未发展出关于域外管辖权的确定规则,无从规制二级制裁对他国主权的影响。此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国际公法与国际经济法尚不能实现完美对接,法律手段因而难以规制。我国一方面有必要在经济上加强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也需加强多边合作以寻求共识。

二级经济制裁的法理解构与反制裁逻辑

单边制裁对我国损害之深,以及建立完善反制体系之切,自不待言,其中二级制裁的逻辑解构是其中最为复杂的部分,但目前尚存诸多误解亟须厘清。二级制裁可追溯于伊朗制裁项目,以法定性、在先的一级制裁、公开标注和域外适用为要件。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都体现为具有域外效力的实体性制度规范,“长臂管辖”只是其程序保障机制之一。我国以欧盟为师的阻断和反制构建方法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制定全面阻断单边制裁的上位法,确立以“效果原则”为本的域外适用规则,同时应参照一级制裁机制来改进我国对外制裁的实体依据、程序机制和实施工具。

欧美科技制裁协作的动力与分歧:基于欧盟的视角

科技制裁在持续的军事冲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地缘政治中也从未消失。欧盟与美国是最大的制裁实施者,双方的制裁协作在多个地区和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欧美科技制裁协作较为频繁,但欧盟和美国在制裁政策上仍存在诸多分歧。文章从欧美价值观、安全威胁和二级制裁这三个维度出发,剖析欧盟与美国进行科技制裁协作的动因与诱发分歧的因素,并选择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具有代表性和差异性的案例进行比较。欧盟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协作水平最高;在伊朗案例中,二级制裁因素带来的欧美分歧较为突出;在中国案例中,欧美尚未达成明显的制裁共识。共同价值观、安全威胁的紧迫性、二级制裁压力等要素是促使欧盟参与美国科技制裁的重要动因。然而,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安全认知的错位和二级制裁的反作用力也使欧美分歧难以弥合,大大削减了制裁效率。

美国对伊朗二级制裁国际法合法性问题分析

美国实施的二级制裁可分为直接采取长臂管辖措施的制裁和不直接采取长臂管辖措施但具有长臂管辖效果的制裁两种形态。这两种制裁手段在国际法上争议颇大,联合国大会决议明确否定了单方面域外强制性经济措施的国际法合法性,但美国针对伊朗二级制裁的诸多法案援引了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决议。因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否可以作为美国实施二级制裁的违法阻却事由,需要综合考量安理会决议内容、《联合国宪章》条款及《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等。此外,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撤销了对伊朗的制裁,所以就与伊朗问题有关的二级制裁而言,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也有着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