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二重维度分析及其当代意义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其意义包含了自由的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人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前,自由的两个维度是脱节的,往往是片面地强调其科学维度。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自由之价值维度尤为重要。对自由的理解必须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思考。

二重维度下城管事权分割的解构与重构

城管执法中的事权问题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前者是指在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中,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执法事项上的权限归属;后者则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的执法事项,城管部门与原责任部门对职权系列中若干子权力的划分。在这一领域,尽管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在消弭部门利益、避免“多头处罚”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这种方案割裂了同一管理对象上职权系列中若干子权力之间的关联,使得一方面可能增加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则可能让相对人重新陷入“多头管理”的困境。而将职权系列整体上划归城管、返还原部门或采用“大城管立法”,则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备选方案。

体系与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二重维度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体系和能力两重维度。在体系与能力两个维度中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成果。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过度关注治理体系现代化会导致对原则和形式的迷恋,过度关注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会导致政治体系弹性的缺失;反之,忽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潮,忽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会滋生无休止的不稳定状态。从理论上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结构,它涉及领导制度的完善、权力结构的优化等;国家治理能力更多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能量、工具及其成效。体系与能力的统一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完整的框架、展开的空间以及治理绩效的充足保障。

历史与现实: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二维考察

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和科学技术与价值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两种关系不能混淆。科学技术活动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实践活动。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儒道两家对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虽有所分歧,但都对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保持了高度的道德戒心。西方文化背景下科技与道德二者之间却历经了高度融合、相对分离和再度融合的发展过程。从现实中看,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既存在双向内蕴关系,又存在良性促动关系,还存在对立冲突现象。当前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必须融入道德的向善态度和善的目的性,而不是用道德来判断和仲裁科学技术本身的合理性及其真的程度。

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的理论探索

网络空间的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行为和人员方面都具有特殊之处,亟须通过智慧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治理。目前的智慧“扫黑除恶”缺少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殊考量,而且在智慧技术的应用程度和参与领域上均存在不足。网络空间智慧“扫黑除恶”机制应具有二重维度,即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技术协作维度,以及包括规范协同、指标协同在内的技术与法律协作维度。实践这一机制应当基于组织、行为、人员的客体维度,以及跨部门协作、公私协作的主体维度采取有效的举措。

人口迁移与城乡基础设施配置的时空减贫效应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生态脆弱区是当下扶贫功坚主战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引起社会重大关切。本文结合宁夏少数民族聚居区1995-2016年的县区空间数据、2007-201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重心模型与固定效应等计量方法,从时空二重维度对人口迁移背景下城乡基础设施配置的减贫效应进行探究,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总体有益减贫,回族群众迁移较汉族存在明显时空滞后,呈现北汉南回的民族人口空间格局;基础设施配置的减贫效应较人口迁移存在空间分异,经济类基础设施配置与减贫存在多样均衡关系,教育设施配置的减贫效应始终显著,医疗、文体设施配置的正向减贫趋势均不显著。研究表明,应尊重民族差异,兼顾效率与公平,精准识别不同群众的减贫需求,注重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激发人口迁移与城乡基础设施配置的空间协同减贫效应。

曹禺戏剧整体意象美学意蕴

曹禺将传统诗歌中的“意象”运用到戏剧创作之中,“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在戏剧作品中具有整体象征意味意象的运用,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且形成了戏剧结构的二重维度,扩展了戏剧表现的艺术张力。曹禺戏剧中的整体意象从根本上讲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和意象“原型性”的表现。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理路——市民社会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理路是在对市民社会的探索、批判与超越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考察采用了二重维度的批判分析方法:他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性和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认为市民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并在对其进行客观考察的基础上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理论超越。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市民社会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由此马克思是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分析过程中完成了理论上的自我超越,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理论。